在今年六月，我的學校信箱躺裡一封信，是女科技人電子報的來信。信的主旨寫著：敬邀擔任「女科技人電子報」客座主編，來信是總編輯陳明秀老師。開啟後，讀著陳老師的信，她從吳嘉麗老師創立此電子報，到她重看2013年由國科會支持拍攝的名為「女科技人的一天」一系列記錄片…，娓娓道來間，鋪陳了一條回憶的路，讓我想起那時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我答應了邀請，但也開始傷腦筋，要講誰的事呢？
原住民的健康處境
台灣原住民健康狀況，雖然在過去半個世紀有很大的改善，特別是在健康專業工作者的人數和基礎醫療的資源配置和服務輸送體系上有不錯的進展。但，原住民和全體國民間仍存在著健康不均等—以0歲平均餘命來看，過去十年，原住民和全體國民間有6到8年的差距；十大死因，原住民仍有高於的死亡率約1.5倍到2.5倍左右的死亡率。
台灣是大陸法系國家，也就是說，政府行動，最好有法源；人民行動，也最好有法源。如果只靠衛生政策和計畫，就得看看是否遇到有心的公職人員「想到」要規劃原住民衛生政策和計畫。規劃了，還要看看長官是否支持；支持了，再看看經費夠不夠、基層人力撐不撐得住，可以執行政策和計畫…。在第一線的健康工作者，有時會遇到「有心也有力」的長官，推動特定議題的計畫。這時，第一線工作者也就吃苦當吃補、加班當做功德，為了績效，更為了一個期待—這個計畫，也許真的可以對族人健康改善有一點成效。幾十年下來，第一線工作者雖然仍堅守崗位，盡心盡力，但心底也都累積了幾兩重的無力感—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真正的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規劃、執行和評估健康照護計畫？原住民族基本法在2005年通過，這是繼1991年憲法增修條文後，台灣政府肯認原住民族主體、尊重原住民族意願的具體作為。然而，很多原住民政策和方案的規劃、推動和評值過程中，原住民往住還是「被諮詢」的對象， 有時甚至只是「被告知」的一方。
一起一起，會走得更穩也更遠
2009年的夏天，一群關心原住民健康議題的工作者開始著手撰寫「原住民族健康法」(簡稱原健法)。我們用了10個月的時間，在全台灣，跟第一線健康工作者開了10幾場意見交流會; 跟學者專家開了超過20次的法案架構會議、撰寫會議、編修會議。2010年的7月底，我們交出了第一版原健法和350頁的報告書。從此開啟我們的原健法立法遊說旅程。
把時間快轉到2020年，這一年，我們與其他原住民專業團體組成策略聯盟，改變倡議和遊說策略。在新冠疫情高張時，仍開了說明會、公聽會、記者會。最後，在2023年5月26日上午 12：35：00，原健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了。
主流社會聽到原住民喊「主體性」時會有一點不解：在政策上，我們一直都有考慮原住民這個真實存在的特殊群體啊！聽到原住民強調「自主自決」時則可能會有一點擔心，難道要原住民要自治獨立了嗎？對原住民，長期存在的一個印象是，原住民有「分享」的文化。如果可以，我希望這個「分享」文化可以被「正名」為「共享」的文化一詞。 這個「享」不是享受的享，而是分擔分配的意思。所以，要共享的，不是只有努力後的成果合理分配，更重要的是責任和工作的妥適分擔。這也是我們在原健法倡議過程中不斷向政府各單位努力傳達的想法—原住民一起跟政府努力，改善原住民健康狀況。
原住民女生的柔與靭
這個近14年原健法倡議的漫長過程中，我們跌跌撞撞，有時以為前進一步了，卻又在隔天發現其實在原地踏步。這段旅程，夥伴們有人離世，有人走開，但一直有一群夥伴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姿勢施力著！
21世紀，我們的面臨了幾項健康議題的挑戰，包括伴隨人口老化而來的照護負擔增加、極端氣候引發的健康風險提高，還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搖搖欲墜。但是, 我們也看到原住民女生在這個世紀的成長：例如衛生所的女性醫事人員，長期在地的服務經驗開展了她的視野，也提升了她的能力，開始能主動與公部門、學界、醫院合作，試辦不同的醫療服務優化方案；例如投入在部落健康營造計畫的女性經理人，長期在政府各項計畫造成的資源或互斥或互補的磨難中，開始有運籌帷幄的技能；例如年輕女生在返回原鄉從事部落工作後，能累積自己的文化底蘊，擔起推動族群精神健康的責任。
這，是我想講的這些人，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