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類是體溫隨外界而變的外溫動物，對氣候變遷反應敏感。蛙類藉皮膚及肺呼吸，皮膚對水通透，也直接接觸環境，是重要的環境指標生物。從1980年代以來，科學家開始留意到全球蛙類族群下降，原因包括氣候變遷、棲地破壞、化學汙染、疾病、人為獵捕及外來種入侵等，都和人為活動有關。要確定造成族群變遷的原因，需要長期的野外調查資料，因此從1990年代開始，歐美興起培訓志工進行蛙類調查的公民科學計畫，希望藉由公民科學家的參與，減緩蛙類滅絕的危機。
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對大自然充滿興趣，抓青蛙觀察是我的日常，沒想到這項技能奠定我研究的基礎。我在1981年進入台大動物系就讀時，台灣開始重視生態保育，有許多野外調查的學習機會。在1986-1987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面天山區進行台灣特有種台北樹蛙的生殖行為研究，獲得碩士學位。蛙類是夜行性動物，我必須在黑夜的山區，藉由手電筒找尋、紀錄及標示蛙類，並進行錄音分析，結束調查常常已是半夜，夜宿山區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還在野外調查收集資料。
除了野外調查，我也進行分子生態學研究，因為台北樹蛙每年會回到同一個地方繁殖，我對牠們的族群遺傳結構產生興趣，進而利用粒線體DNA序列分析不同族群間的關係，並在1992年以台北樹蛙的族群動態及遺傳結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進一步以台灣樹蛙屬蛙類的親緣關係作為博士後研究主題。但1990年代當我利用科技分析樹蛙的DNA序列時，也發現台灣野外蛙類族群有下降趨勢，亟待關心及保育行動。
1998年我來到花蓮慈濟大學任教，當時農委會（現今農業部）規劃台灣生態資源野外調查計畫，我有幸參與東部蛙類調查，但我一個人從西部來到花蓮，人生地不熟，該怎麼辦呢?好在我一直和民間保育組織維持良好的關係，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及花蓮野鳥學會志工夥伴都給我熱情的支持，協助我進行野外調查。我發現這群志工能力不錯，學習動機強，只要給予專業的培訓及調查的標準作業流程，都能成為好幫手，這開啟我培訓志工成為公民科學家的契機。
2000年我到台灣科學教育館服務，負責志工培訓的業務，也進入科學教育領域，這讓我思索可以培訓國小教師成為蛙類調查志工，從帶領師生進行社區蛙類調查過程中了解蛙類，進而保育蛙類。在農委會的經費支持之下，2001-2002年和桃園不同海拔的國小合作，辦理蛙類調查志工培訓課程，輔導教師進行野外調查及上傳資料，建立培訓及資料收集機制。因為辦理成效良好，2003年開始擴大招募國小教師及保育團體成員，每年辦理兩天一夜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蛙類辨識、生態、野外調查及紀錄，輔導參與人員成立志工團隊，持續參與野外調查，並建立台灣兩棲類調查資訊網https://tad.froghome.org 作為資料上傳及展示的平台，這也成為台灣推動公民科學的重要里程碑。因為有蛙類運用志工進行調查的成功案例，帶領台灣各類群生物的公民科學計畫蓬勃發展。
2004年我再度回到花蓮，在東華大學任教，此時我以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作為研究重心，2007-2011年執行國科會數位典藏及科技計畫，建置蛙蛙世界學習網https://learning.froghome.org，提供台灣蛙類的基礎資料及教案，辦理線上及實體志工培訓課程，擴大參與對象。2008年開始在年底辦理志工大會，公布年度調查結果，鼓勵志工持續參與。截至2024年10月，超過80個志工團隊、800位志工在全台灣各地進行蛙類調查，累積的調查資料超過40萬筆，資料也上傳到TaiBIF台灣生物多樣性機構及GBIF世界生物多樣性機構，提供全球各界參考使用，對資訊公開及保育有所貢獻。
為了志工團隊的持續發展，我在2019 年成立社團法人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會，以調查、監測、保育、推廣及教育作為協會的五大目標，帶領志工從事棲地保育、外來入侵種蛙類移除控制、幫青蛙過馬路等保育行動。
回顧我從事蛙類研究接近40年的歷程，蛙類保育公民科學計畫是我的研究重心，感謝志工夥伴的支持，讓研究成果能發揮社會影響力，對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