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後，我進入陽明醫學系，對於所學感到困惑，休學重考台大中文系，畢業後復學完成醫學系學業與訓練，現在是精神科醫師。
醫學生時代，我從大體解剖課程開始，學習骨骼、肌肉、神經、血管如何組成人體；組織學告訴我們不同組織的特性；生理學告訴我們這些器官如何聚集成系統運作；病理學探討當生理過程受到干擾，將如何造成病理狀態，並據此討論後續治療的方式。在臨床上，除了經驗性、學理上的療法，現代醫學也講求「實證」，也就是透過臨床研究，累積客觀數據的佐證，來支持或不支持某一種介入方法的成效。如此看似客觀、理性的思考邏輯，我卻在實際接觸到病人之後，感受到衝擊。
當時台灣有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汙染案件，員工在工作中接觸到三氯乙烷等化學物質，但缺乏適當防護，後續許多人罹患乳癌、子宮頸癌等癌症，因此提起訴訟。課堂中，老師播放此事件的紀錄片。片中指出雖然有動物實驗的證據，但在人體上，世界衛生組織僅證實三氯乙烯有導致腎臟癌的充分證據，其他類型的癌症在人體並無實證，許多員工因而無法得到賠償。課堂也邀請了其中一位罹癌員工到場，看到病人的狀況我感到同情，對於判決結果感到無力，但一位同時也是醫師的師長提醒我：因果關係的確立是醫學研究的基礎，沒有證據就是沒有證據，不可以用「看起來就有關係」來當成依據。我雖然同意做研究是這樣，但總覺得這似乎不是生活中全部的答案。
後來我到了中文系，學習漢文化傳統知識，瞭解到長久以來，東亞知識份子關於「人要如何立身處世」的探討。什麼是對錯？什麼是善惡？從先秦的百花齊放，到後來孟子「性善說」逐漸被接受。根據性善說，人們相信人類天生有判斷善惡的能力，只是後來因為利益、因為種種原因，不再依從善惡的判斷來行事。因此，君子應該要把這個能夠判斷「何為善」的本心好好培養茁壯，依照這個判斷來行事。
這個理論，在近現代受到「主體性的侷限」的批評，也就是當每個人的本心是相當的，沒有誰優於誰，一旦善惡判斷出現衝突，並沒有有效的裁決依據。
重視主體性，可以有它的收穫。在賞析作品時，老師特別強調要推究作者的原意，試圖還原其所面臨的情境、當下的困難與決定，追求對作者「同情的理解」；否則，如果只是以讀者本身的想法去解讀，那即使閱讀再多作品，也只是重複印證讀者原來的想法，並沒有拓展眼界，也失去了和作者的連結。
然而，主體性的侷限，同樣也體現在現實生活。文學概論的老師，為了說明戲劇「如在現場」所能帶給觀眾直接的情感衝擊，舉例當時有一位病患在醫院急診室外數公尺處倒下，目擊者投訴急診室內的醫護人員並未外出協助，而是另外叫了救護車，而有延誤甚至見死不救的疑慮，透過新聞報導，引起廣泛輿論討論。我感到不平，急診室裡的病人也是坐救護車進去的，裡面的醫護也是在上班，不能棄守病人外出，和救護車上的救護人員是各司其職。雖然目擊者的焦急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都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哪裡還需要專業？
客觀證據也好、主體的感受與判斷也好，醫學系與中文系，兩種訓練各有側重，也都給了我重要的啟發。兩所大學都畢業以後，我選擇投身精神科，在這裡，我感受到兩種思維的美好相遇。
我們是透過自己的肉體在思考、在感受的，腦是掌管情感調節與思考的器官，腦功能的失衡，自然會影響人的情緒和思維，這也是藥物治療、腦刺激治療能夠發揮療效的原因。精神疾病，一部分有生物性的基礎，一部分有個人主觀的心理因素影響，另外社會環境的支持或壓力，也有其保護、促發或維持的效果。以憂鬱症而言，在生物基礎上有血清素、神經發炎、「下視丘—腦垂體—腎上腺系統」改變等等假說，也各有其證據，但都不足以完整解釋：為什麼是這個人、是現在、產生這些症狀？如果把生物因素比喻成病毒，那個人的心理韌性就像是抵抗力，在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下，個體可能可以保持或失去平衡，而產生症狀。一位有家族病史的患者，其遺傳體質可能讓他較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但並不是每個憂鬱症患者的家屬，也都必定會成為憂鬱症患者，個人的情緒調節能力、解讀事情的方式，還有所遭遇挫折的多寡，都還是能夠有所折衝。我認為這凸顯出了身而為人的可貴之處：我們不單純是基因的載體，也不是只隨著外在環境變化的變色龍，而是可以主動去詮釋我們的遭遇、賦予意義。
而這也意味著，我和病人一起工作時，除了釐清症狀、鑑別診斷、對生活的衝擊等客觀評估，也要去了解這一連串的外在事件，對於病人而言，意味著什麼？那些事件的歷史事實我們無法也不需要考據，能夠更貼近病人的是，什麼是他的主觀的內在現實？在中文系跨越時空、推求作者原意的訓練，竟能幫助我更能夠去還原病人的生命故事，尋找生病的脈絡，也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然而，人類社會何其複雜，精神醫學也不會是唯一的答案。當病人因為他跟現實脫節的主觀經驗，在現實世界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時，我們該如何論斷與究責，才會是恰如其分的？恐怕除了司法精神醫學的研究，也需要整體社會一起尋求解答。對此，我心懷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