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亞洲家庭中，選擇職業往往深受父母影響。父親是工程背景、母親是化學背景，家裡叢書從包羅萬象的漢聲小百科到倪匡的科幻小說，應有盡有，所以記得小時候，儘管我父親希望我能成為一名外交官，但我卻自然地選擇了理工科。
我的研究經驗與他人無異，由一段段的撞牆期編織而成，尤其在博士、博士後的路途艱辛，不只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堅持下去。我曾在奈米材料界、電漿科學界和電子顯微鏡界間探索，從化工合成領域跨越到表面化學，再到電子物理領域。每當以為自己熟悉掌握了，卻立即發現許多知識的不足，這樣不間斷的跨界學習，雖辛苦，但不僅讓我養成擁抱追逐不同知識領域的習慣，更在關鍵時刻，讓我能靈光一閃，藉著融合不同領域的精華，找到更多創新的機會。
作為一名女性在理工科的探索之旅中，發現全球現況，女性在研發領域的比例依然偏低，亞洲地區尤其面臨性別歧視的挑戰。如同大學時代所見，女性人數僅占班上三分之一，系上沒有一位女教授。大學畢業，到美國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直攻博士年間，我曾與韓國的科學家進行過深入對話，發現那裡的男性科學家，往往不與女性科學家打招呼，甚至直覺上認為她們是秘書。後來到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擔任Guest Researcher時，我也聽聞一位印度裔女性科學家的經歷，她經常是飯桌上唯一的女性，加上芬蘭獨特的文化，鮮少讓她有機會發言，這種孤立感，最終讓這位教授選擇到美國發展。
美國相對多元種族文化和包容力給了她更多的支持和機會。在美國，女性科學家在外面講演時，丈夫在家中照顧孩子的情況並不罕見，甚至丈夫隨同女科學家去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時，還會對外展現在家照顧家庭的驕傲。這種支持和理解促進了更多的創新和發展。
帶著這樣的經驗歸國，我期許台灣這個多元美麗的島嶼，能夠保持對科技的熱情和對多樣性的包容。因緣際會，到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NARL STPI)投入科技政策的工作，更有機會借調到行政院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服務，期望協助台灣打造創新的文化。又是一場跨領域的挑戰，從前瞻科技接軌人文發展到社會科學，每日每夜面對的不是分子、原子，更不是電子，而是個人、群體，甚至社會。這些年來，生醫發展、數位促進到淨零轉型，透過科技趨勢說明與人文社會省思對話，激發出推動台灣創新的動力，過程雖不容易但極具成就感；特別是生成式AI的興起，我們預見、驚嘆科技對經濟、社會的顛覆，因此，快速推動台灣TAIDE計畫，藉由不害怕失敗、快速擁抱新科技的精神，為台灣在創新文化上立下美好經驗。
這些歷程，讓我深刻感受到，台灣實際上已經走在國際的前面。相信我們在性別與專業的意識和實踐，無疑有助於營造更為平等的創新環境。面對AI浪潮，雷同30年前的網路興起，將掀起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波瀾，面對這場革命，不分性別，擁抱科技和持續的好奇心將是我們開創未來的關鍵。科技不應該是某個群體的專利，而應該是所有人都能探索和享受的領域。只有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我們才能真正打破偏見，迎接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