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一次懷孕那年我27歲，是婦產科第一年住院醫師的後半年，每天在產房衝來衝去，同事總打趣說道：「等妳自己生產的時候，寶寶出生第一句會講的話會不會是『馬麻，上產檯！』」當時聽聞學姐們在住院醫師期間懷孕生產的故事，多是值班到足月才去生產，我也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樣的預設；直到某一天，學長來問我：「我們在今年度的住院醫師討論會，想要提出新的孕婦排班規則，讓懷孕的同事可以晚上十點後回家休息，妳覺得如何？」當時的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多大的轉變。
開會那日，關於這個提議的討論非常熱烈，當年的醫院訓練環境對於性別意識並沒有很積極的作為，雖然社會風氣是支持孕婦應能夜間休息，但正反兩方的說法都有；開完會後我們的排班規則改成『懷孕24週後值班到十點』，之後的幾年又再調整為沒有懷孕週數限制。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改變對住院醫師訓練體制是極大的衝擊。註：2019年9月，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保障懷孕和哺乳期間的住院醫師在大夜時段可以休息。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正當大家針對排班細節還爭論不休時，一位資深的學長跳出來說：『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孕婦獲得足夠的休息，就不應該要求她們補回值班時數；如果為了要讓大家值班時數公平，要求孕婦兩天值一次班，每次值班都要到十點後才能回家整理睡覺，隔日再繼續一整天的工作，等同於沒有休息。』他的這段話才真正讓我思考到，最核心的『目的』會影響我們做出的改變會是什麼樣子。以排班規則為例，如果我們讓孕婦的排班只需符合『夜間十點後不值班』，但值班天數可能要兩天一班才能使『總值班時數』與其他人相等的話，其實並沒有辦法讓孕婦有足夠的休息。
我完成四年的專科訓練後，接著進入生殖內分泌科做研修醫師，那兩年的訓練除了學習取卵手術和試管嬰兒療程判讀諮詢，還會讓我們思考可進行臨床研究的題目，當時老師建議我可以統計曾經在台大生殖中心進行選擇性凍卵（又稱社交性凍卵或非醫療性凍卵）的使用狀況。
當我著手開始翻閱那些累積了二十幾年的資料，我從那些厚重的紙本療程紀錄中，整理出645位個案共進行了840次選擇性凍卵療程，這些人大多是未婚女性；在我整理的統計中，過去十九年間，僅有54人前來本院解凍卵子，另外有15人將卵子轉移到其他中心或國外；我們追蹤到共18次的生產，21個寶寶誕生。
臺灣的⟪人工生殖法⟫規定（本文更新至114年07月），只有異性夫妻才能進行人工生殖。我們自己醫院內的卵子解凍使用率是8.4%，與國際的使用率比較起來相對較低（2018到2023年間的文獻報告介於7.4～16%），推測原因包括個案已自然懷孕不需要使用凍卵、個案尚未結婚因此不能使用卵子解凍授精、或個案還沒有決定是否要生育。
近年冷凍卵子個案的數量上升極快，多半也是基於媒體和社交軟體的推廣。然而，若不提升回訪解凍的可行時機，凍卵就會是一筆筆無法兌現結果的成本累積。有評論文章針對成本效益的分析，提及提前凍卵雖然可以增加未來試管嬰兒成功的機會，從個人層面來看可以考慮，但從社會層面和政策制定來說，選擇性凍卵的補助若要從改善少子化問題的角度出發，以「活產率」為目標，解凍使用率至少要過半才有可能達到足夠好的成本效益，而使用率要過半，勢必要修改⟪人工生殖法⟫，讓試管嬰兒不限於異性夫妻。
這篇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了迴響，我們除了提倡女性生育自主和凍卵使用率問題，我自此也開始反思選擇性凍卵帶來的倫理問題，當生殖中心以『為自己存保險』的論述鼓勵年輕女性及早思考凍卵，我們同時是否又過於強調女性應準備生育的時間，因而加深她的『生育焦慮』？當我們的健康教育課程未能完整傳達男女雙方的生育健康知識，而只以文宣或廣告催促適齡女性盡早生育或凍卵時，這種「知識」是否會讓個案在不完整的知情同意下進行療程？當我們以解決少子化為口號補助單身女性凍卵，卻沒有配套方法提升卵子的使用機會，或沒有實際上改善育兒和就業環境，這些卵子是否大部份只能沉睡在生殖中心裡？
我身為一名婦產科醫師，因而有機會看到醫療和社會上對女性的很多不平等，選擇性凍卵彰顯了醫療與科技的進步，也許有助於女性自我實現，但我們的社會是否就因此平等，仍需要我們從臨床的角度持續地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