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技人的美麗心世界 Taiwan Women e Press

本文的起源是基於我在2010年接受的訪談。本文的照片是從1985年以來不同時間拍攝的，包括第一次婦女研究會議、勞苦功高的助理、國際訪客、臺灣的支持者，和研究補助接受者。它是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在過去35年的早期歷史。作為第一任召集人（inaugurating coordinator），我想我有責任詳實紀錄1985年起婦女研究室是怎麼在人口研究中心開始的。

我希望將這篇文章獻給已故的謝孝同博士（1940-2015）。作為一位在70年代初期致力於婦女研究的地理學者，我很榮幸可以認識他。謝孝同博士於1980年至1987年擔任臺灣亞洲基金會的代表，廣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為臺灣自然保育運動與早期臺灣婦女運動做出貢獻的學者和紳士。謝孝同代表在1985年的「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學術研討會的致詞中，就強調臺灣應該要有「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的學術領域，以及正式成立一個婦女研究組織的必要。我於2011年從地理系退休，沒有停過筆。趁著自己記憶還好、資料還在、熱情未減時提筆，希望真實而正確地報導婦女研究室1985年在人口研究中心成立的經過。我也在此感謝幾位閲讀初稿的學者，包括曾任婦女研究室召集人的張珏老師、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的宋郁玲主任，及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研究所孫以翔同學。

以下為我接受訪談、經過整理的逐字稿【1】，訪談者為鍾孟燕，以「問」的方式呈現；我的回答則以「答」呈現。

一、問：婦女研究室成立於1985年，當時全國的女性教授只佔總教授人數的8%，您在這樣的環境下，以女性學者身份成為臺灣第一個婦女研究學術機構召集人，想請問您當時接任召集人的想法？

　　答：那個時候我是副教授，也是臺大人口研究中心的執行秘書。其實這個之前我們都有一些研究計畫，包括國科會支助的，所以官有垣教授有次訪談我時（官有垣，2004），我就有提到是怎麼認識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的代表謝孝同（Shel Severinghaus）。

我與謝孝同應該是在環境保育界認識的，當時他看到我很專心地寫自己的論文，而我的論文題目是Female Migration in Taiwan: A Study of Process, Adaptation and Linkage，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就這一部份提前發表一些東西，所以我就寫了一本給他，那時候是在1982年。後來1984年的時候，在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的西蒙波娃研究中心（Simone de Beauvoir Institute），有一個關於婦女發展的會議，他就支持我到那邊參加會議，希望讓我們多看看人家的研討會是怎麼舉辦的。經過這個會議的洗禮，讓我接觸到世界各國的代表，也對婦女研究產生了興趣。

接著1984年在菲律賓的納卯市（Davao）有一個會議，謝孝同請我帶隊、組團參加，那時侯我介紹顧燕翎給他認識，也和他一起與龍應台會面，都是在新生南路上同一個餐廳。就因為參加這個會議，我跟亞洲婦女團體開始有很多接觸，同時也讓我很驚訝的是，亞洲婦女團體在這方面原來是那麼積極。接著，在1985年的時候，謝孝同要求我辦一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學術研討會（照片一），這是全臺灣第一個在女性議題方面的會議，在1985年3月舉辦，結束後我就立刻出論文集了（臺大人口研究中心編印，1985），也另外編了一本英文摘要。這些活動都是為響應聯合國婦女十年（1975-1985 UN Decade for Women）而辦的（照片二）。

謝孝同那時跟我說：「你們人口中心都沒有什麼活動的樣子嘛，空空的」。我猜想，他那時應該是到處尋覓可以在哪個單位成立婦女研究室。所以當謝孝同說：「那妳就在這邊辦一個國際會議嘛！」我就順勢先辦了場會議。在會議六個月之後，他建議我成立婦女研究室【2】，我不是很確定，畢竟就連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會怎麼樣發展下去。不過，我就說「好吧」。我把其他三個學者找過來，大家腦力激盪了一番，也逐漸有了方向，這四個人分別是周碧娥、顧燕翎、崔伊蘭跟我。我們來自不同領域，也不全然都是臺大的。

照片一：「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學術研討會，1985年。前排：謝孝同代表、孫震校長。

二、問：您當時不到40歲，是非常年輕的女學者，會答應接下職務是因為女性主義的召喚，或是覺得有種使命感？

　　答：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剛好發生民權運動，聽過女性主義。不過從個人的經歷出發，我所接觸的是一個很傳統的臺灣社會。在我看來，整個社會氛圍對女性就業並不那麼支持，或一天到晚叫我們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還有三從四德要遵守。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人，我的中學同班同學全部都是職業婦女，來到臺灣才發現，我們那個年齡的女人許多只有小學畢業，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我便感受到臺灣社會的整體氛圍很不一樣：為什麼對女性在事業上發展，甚至於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麼樣地受到干擾、不鼓勵？像我婆婆跟我講過很多次：「妳最好辭職在家，如果妳在事業上有成就，家庭弄不好的話，妳終究是個失敗的人。」我漸漸意識到跟我同年齡層的婦女婚後都辭掉工作了，包括了教小學的鄰居太太們及大學畢業的三個小姑。我對於這個社會風氣感到很失望，一方面很想了解，另方面也有點反抗的心，我的反抗也許沒有辦法在我的大家族或在我面對面的同仁中發生，所以我選擇了研究這條路，這是我的研究動力所在，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在社會上我們會看到很多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例如子女教育機會、求職及升遷、家務分工或性騷擾等。對我來說，「做研究」是我的一種參與婦女運動表現方式，而且它代表了抗議、不滿。做性別研究35年這麼久都沒有放棄、從沒質疑過，其實就是興趣跟驅動力（passion and drive）使然。

三、問：當時婦女研究室雖然設置在臺大，但不屬於臺大的正式體制，所以必須在很多的結構中找尋縫隙。想請您談談，在婦女研究室成立初期，在校園裡開展婦女研究這條路所採取的行動與策略有哪些？

　　答：因為我這個人表面看起來還滿溫和的，但在內心我很堅定。我覺得不要跟人家面對面衝突，那是不智的；妳若跟人家衝突，人家根本第二句話就聽不下去。好比說在舉辦「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時，一位女性參與者對臺上的男性主持人當眾嗆聲後，第二天大部份的男性學者就不（敢）來了。如果說策略，我本來個性比較溫柔，不像現在那麼「悍」。我比較喜歡用優雅而堅定的態度與人溝通，告訴人家我做的是什麼事。所以，我把婦女研究室當作一個研究計畫，大家一起合作，地點放在人口研究中心。

我離開婦女研究已經有點久了，我還是用女性主義的角度來做我現在的研究，項目就麻煩妳看看系上網站我所列的論文。我全心全意地將婦女（研究）的視角放在我每一個研究的層次及內容中。就像有些人去學一門功夫，一學就是三十年以上。所以我覺得在知識論方面，我認為女性主義觀點（feminist perspective）是我不會放棄的一個視角。 

婦女研究室對社會的影響大致可歸納為兩點：第一，推廣、傳播婦女研究的思想，以及婦女權益的理念；第二，婦女研究室的研究工作是婦女運動的一環，是其手臂。對社會影響方面，因為媒體、雜誌常常給我們一些專訪，並且將我們的研討會進行深入淺出的報導，因此有關婦女研究的思想方面，我相信社會上的女性角色多多少少還是會受到影響，只是很難具體地去論斷。總之，婦女研究本來是一門學術領域，是婦女運動的理論基礎，所以如果有人能在婦女研究及婦女運動都能兼顧的話，那是很好的。事實上，婦女運動者在社會上看起來像是行動派（activist）、比較注重改革，而且很多元。過去在臺大婦女研究室成立之前，大學裡與婦女議題研究相關的課程不多，且多半見於家政、衛生教育等科系。因此，臺大婦女研究室的成立，顯示了臺灣社會觀念已經逐漸在改變，它的成立更是關懷婦女問題的一種行動之落實。

四、問：您提到當時人口中心的廖正宏主任也會來參與婦女研究室的活動，這部份可以請您說明一下嗎？

　　答：當時人口中心真的是沒有什麼研究計畫，中心出版《人口學刊》，委員們偶爾開個會，有辦演講、經常有參訪者，但是活動真的不多，直到婦女研究室成立之後，整個人口中心才開始活絡起來，我們也才被社會所注意到。在當時，婦女研究室的使命是推廣婦女研究，因此有很多的演講活動，也有好多的國際人士來參觀訪問。我們也因而認識了好多國際上的學者（照片三）、機構、臺灣的婦女團體、來要資料的政府單位，或是來跟我們談論文題目的年輕學者。這是非常健康的互動，也不涉及個人利益，做得非常坦然。

廖正宏主任一向都是受到朋友、學界非常尊敬的一個人，他也是用很善意的態度來對待這個事情，不過他真的跟我講過一次，也許不只一次，他說：「妳不要在這裡做婦女運動。」他常常來參加活動，我想他是支持這些活動的，也或許他仍舊有一點擔憂吧；儘管如此，他也從來沒有否定過我們。後來有一次他說：「妳們是在推廣婦女研究，不如妳們就做婦女研究好了，不要只推廣。」所以他就把我們介紹給國科會人文處的處長華嚴教授。她告訴我從人口中心提研究計畫，並從事婦女研究，不光只是推廣（照片四）。

我覺得任何的研究中心一定要有刊物及文件（documentation），所以我們在1990年就開創了《婦女與兩性學刊》及《婦女研究通訊》，還有給研究生小額研究補助費（seed money research grant）（照片五）。如果妳問我這些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大致上是從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當時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老師他對我這個題目不算是百分之百認同，還是不停地有老師提供資料給我。我們的通訊中，所有的開會資料公佈在上面，每個人都可以報名，也都公平競爭。當時通訊作為分享的作用還蠻大的。我覺得這跟我受西方教育還滿有關係。

回想起來，也許謝孝同觀察了很多機構及負責人，他要找一個適當的人做這個事。我猜我沒有辜負亞洲協會對我的期望，我覺得這個機構給我們四年的支持，讓我們紮根，就這樣子延續到現在。1989年之後的召集人，都需要去募款。我覺得召集人不宜太專制，而是要採納這個團隊每個人的意見，我當時是用這樣的團隊精神去做事。包容差異（diversity）的精神，就是接受我們這四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有關臺大婦女研究室成立的始末，亦可參考王雅各（1999：83-88）的文章。

照片二：協助研討會及編輯論文的兩位幕後英雄江若珉（左）及許美智（右）。

照片三：國際學者來中心訪問，1987年。

五、問：廖主任說「妳不要在這裡做婦女運動」，會不會造成您的壓力或綁手綁腳的情況？

　　答：不會，廖主任這樣子講，我不會表示不滿，也沒有跟他辯論，我覺得我在人口研究中心沒有少做了別的事。也可能他心中的婦女運動，跟我所講的婦女運動以及坊間的婦女運動是不一樣的。當然也或許是當主管的顧慮比較多，萬一中心老是有人上街頭或上電視啊，會引起社會的注意，因為那時候1985年，還沒有解嚴。當時，社會上都還籠罩在白色恐怖末期的陰影，不過因為我沒有在臺灣長大，所以有點「無知」。廖主任跟我講過，臺大有兩個單位是被情治單位注意，一個是人口研究中心，我聽了也沒有什麼感覺。後來中央婦工會的總幹事王洪勤女士有來拜訪中心過，她來聽我們的演講，也參與活動。她覺得很好，也表現地很開明，後來我們變成朋友，而且我還幫她辦一個PPSEAWA（Pan-Pacific &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的研討會（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eminar for Women, August 16-18, 1993），也出版了論文集。所以，我想一切都是回歸到人性來看，標籤或是對外的宗旨，其實都是外加的。人有很多共同點，就是有同理心、願意溝通、誠意協商，我想這都是一樣的，所以一開頭我們就是沒有與黨派掛鉤（nonpartisan），因為真的沒有必要。

六、問：在設立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時去跟教務長溝通的過程？

　　答：基本上婦女研究室應該要尊重人口研究中心，因為它當時是中心下設的一個單位。就像我們如果是找校長最好是透過系，找校長最好是讓主任知道一下，以前比較注重這種形式，現在也無所謂了。我跟張珏兩個人就聯手設計學程，然後去找教務長，那時候是郭德盛教授。找郭教務長，那時候有教務會議，大家要知道這個事情、要通過，那我們又沒有代表（因為人口中心一直在校務會議裡面沒有代表）。所以找他、也奔走了好幾個院找各院長，讓他們知道，並說服他們支持這個事情，在校務會議也就這樣通過了。這是全臺大第二個最早的學程，第一個是跟永續發展環境保育有關的。

七、問：婦女研究室（2010年）邁進25週年，您認為未來發展可以努力的方向？

　　答：我曾在一個場合說臺灣大學最好有英語的學程，就是性別研究學程（Certificate Program on Gender Studies），由老師用英語授課，現在不是吸收大量的外籍學生以及擴大英語授課的數量嗎？他們很需要這樣的課程。因為我們大部分老師留學外國，用英語教課也不難，但是當時的召集人並沒有回應，變成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第二是我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例子，它那個學位學程辦得非常好，有碩士班、博士班，還有MPhil（Master of Philosophy），最近由中文大學劉遵義校長率團來訪問臺大，我也問起他這個事情。他說因為成立一個系或所的成本很高，所以學校裡面有幾位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分佈在各系中。這些老師持續地開課，也在體制內成立一個學位學程。我聽說臺大的學位學程也有好幾個，所以我希望婦女研究室推動這件事情。再來就是每一個老師要持續地努力，在自己所教的課裡面注入性別觀點，我覺得這個力量應該很大，如果我們都很當一回事，那就去做嘛！

照片四：婦女研究室早期的支持者，1987年。右起廖正宏、華嚴、成露茜。

八、問：能否請老師談談臺灣女性主義地理學與國際接軌的情形？

　　答：剛剛我說做召集人最好不要太專制，而且避免太本位，所以雖然我是地理系的背景，但我在婦女研究室沒有特別彰顯女性主義地理學。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發展得非常慢，不像其他學科如歷史學、社會學及教育學。全臺灣最多也只有20個女性主義地理學者。這些人最好就是能策略聯盟，大家不定期開個會、見個面，還有跟國外的女性地理學者保持聯繫。我自己鎖定新加坡大學地理學系作為模仿對象，因為那裡有好幾個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此外，我們應該跟新加坡、東南亞女性地理學者，加上東亞的學者保持聯繫（Huang, 2007）。我希望有機會的話，就透過東亞的組織來做這個事。當然我們也有國際地理聯合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裡面有個很強的性別地理學的委員會（Commission on Gender and Geography），我自己也是這個組織的前身IGU Women and Geography Working Group的發起人之一。1988年，我在國際上就已經很活躍了。不過因為自己要兼顧很多事情，例如我們在學術界若要升等，就要出版一定數量的論文，且每五年要被評鑑一次。因此我無法不遵守學術界的遊戲規則，或脫離原來要走的軌道。其實在這個軌道多了一個平行的軌道，就是女性主義地理學，還是大有可為。例如，女性主義研究期刊大概有20幾個，投稿的園地非常多。最近我發現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這期刊（2007-2011年我曾是編委之一），在24個婦女與性別期刊中它排行第六，每年出刊12期。所以女性主義地理學在國際上是很紅的。

九、問：婦女研究室對您造成的改變或影響？

　　答：老實講，如果真的能在地理學裡把婦女研究做得更好一點，也是如我所願，但只是做婦女研究方面的東西，而不能顧到我其他地理學的興趣也不行。所以學術領域裡面，我會留一個比較大的彈性空間。對我家庭及對我生活的改變應該是不太大。當然，這會讓我更加地忙碌。也許讓我忘了一些煩惱吧！ 

在社會上如果說要對父權提出抗議，或在家族裡面抗議男權，說實話有點難；也正因如此，這個困擾使我將精力專注在婦女研究，減少了我在別的方面被壓迫的感覺，老實講他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實際上，就像妳人生過得很痛苦的時候去信一個宗教，它拯救了妳。我認為婦女研究對我也是一種拯救，也是一種超越，使我把別的煩惱看得比較淡一點，然後那些有的沒有的，那些無聊荒唐的、對我們女性不尊敬或壓迫性的言辭，我就覺得可以去忽略它，因為我有更重要的東西、更長遠的事情來做。短時間內，這些人、這些很不可思議的意見，讓我可以不會那麼在乎，因為我有更高的理想去達成（I have a taller order to follow）。

舉個例子來講，我去當屏東科技大學的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時候，我女兒來看我。我們一起去拜訪住附近的一位長輩親戚。他就當著我女兒的面說：「妳媽媽應該回家煮飯，不應該來屏科大做院長。」你想想有人連這種話都講得出來，很值得生氣是不是？不過，跟這種無可救藥的老男人，其實再解釋或是辯論下去都是沒有用的；而如果妳每天因為這種人而生氣，那就更划不來了。我也記得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同事在課堂上把我介紹給他的學生時是這麼說的：「她是我們的院長，雖然是個女人，不過人很好！」一講完他就發現自己講錯話了，然後當場道了歉。我也沒跟他計較，後來照樣幫忙他升等。這兩個例子也被用在我教「性別、社會、與空間」的課上，我把它拿出來讓學生討論。學生都聽得懂，也討論得相當有趣（照片六）。

我一向不想跟別人正面對抗（confront）。若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就繼續做我的事情，並不是鄉愿，而是不屑。說實話我樂在其中做我的事情，這些東西不理會（ignore）就好，自己還是得學會不要理這些「小石頭」，學會更專注以及該專心在什麼地方，而不要受到這種小人小語的干擾。

照片五：接受小額研究補助費的研究生，1988年。

十、問：最後想請問老師，您任教於地理學系，臺灣的地理學界是非常男人的天下，您的看法如何？

　　答：在臺灣，女性主義地理學一直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我猜可能是兩個原因：第一，提到「地理」，大家想到的都是地震、山崩、土石流對不對？臺灣有一大部分是自然科學者，他們對人文地理中的性別議題就更沒有興趣了。另外地理學者大部分都是男性，我想這是兩大因素。

歷任美國地理學者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AG）的女性會長是非常稀有的，AAG創辦於1904年，妳看女性會長還數得出來！10個，剛好10個！100多年只有10個會長。如果我們看一本地理思想的書All Possible Worlds，唯一出現在書裡面的女地理學者的照片就只有Ellen Churchill Semple一個人，她是1921年的AAG會長。1921年當然可以算是「現代」，但是她上課的時候是坐在教室外面，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去；有很多的大學也不收女生，例如耶魯大學第一次收女學生，是在1885年。

回到臺灣地理學界的脈絡，從數量上看，男性主導地位明顯，不過也越來越多女性在工作上表現得很優秀，不論是從地理系畢業的女博士，或是在國外畢業的。我曾指導過的女學生當中，有四位獲得博士，都很國際化，她們完成博士學位後，在四個不同大學任教，表現出色，沒有受結構性因素阻礙。我同時也注意到年輕一代的男人有些改變，他們更尊重職業婦女、她們的妻子和女學生，在家實踐「父親養育」（father involvement）。儘管這還是很取決於個人，比如一位剛剛退休的男教授約在二十五年前，在一次的系務會議上說：「我們大可以只用支付臺幣12,000月薪來雇用更多女性來系上做事。」從我認識他開始，他一直就這個老樣子。此外，我發現年輕一輩的男同事不會因女性的成功而備感威脅，女同事也不會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

更進一步地，我們需要去研究職場上的性別平等是如何得到改善的。在臺大地理系的15名教員當中，只有一位女老師會使用女性主義的視角來進行研究。不過這沒什麼好擔心，因為我們與越來越關注性別議題的IGU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例如性別地理學的委員會表現得非常出色，目前已有三位女性主義研究學者（Janice Monk、Maria Dolores Garcia Ramon、Robin Longhurst）獲得了IGU的榮譽桂冠 （Laureat d'honneur），並有幾位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擔任了IGU的副主席。作為Society of Woman Geographers（1925年成立）唯一來自臺灣的成員，我很幸運能浸淫在前沿研究中，並接觸到在地理學方面表現出色的女性學者。我也認為長遠來說，我出版的論文，對於學術界是有所影響的。最近我出版這方面的論文（Chiang & Song, 2019），也邀請了年輕人一起合作（Chiang & Liu, 2011）。

我在退休之後也翻譯了一些文章，編成《性別、社會與空間讀本》（姜蘭虹、宋郁玲，2016），原文的作者多數是女性主義地理學界巨擘型學者，他們已對這個研究領域投入一生的時間與精神，並在全球性別研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大學中教授女性主義地理學課程，或指導性別地理研究論文的學者，並對高等教育性別地理學有深刻的影響。這本書涵蓋了性別地理學的概念、方法與理論，以及經驗研究。經驗研究部分包含性別當中需要關注的族群與階級以及流動的問題，適時地討論了當代全球化下亞洲中產階級女性所扮演越來越重要的遷移者角色。

總的來說，在本篇文章裡，我希冀勾勒出婦女研究室完整的發展軌跡，也希望能啟發讀者對於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興趣，也希望藉著自身經驗的分享，讓女性了解我們不僅該跳脫既有性別框架的枷鎖，更應在這大千世界裡勇敢地探索自己的無限可能。

附錄：TAF資助婦女研究各項方案內容與金額一覽，1984-1993

資料來源：官有垣（2004：244-245，表7.3）。
補充說明：巧合的是，1983-1995年TAF資助臺灣婦女團體的金額，也是23萬餘美元，請見官有垣（2004：249，表7.4）。

註釋

【1】訪談者鍾孟燕為婦女研究室25週年紀念錄影帶製作人。訪談日期：2010年4月21日；訪談地點：臺大地理系407室；時間長度：35分鐘；攝影、錄音：楊偲維。

【2】婦女研究室是在1985年成立，TAF給予第一年的研究活動資助，接著在1986-1989年，又連續資助了三年，這四年的資助金額就達11萬美元。若從1984年資助人口研究中心舉辦「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學術研討會算起，資助的時間前後有十年，金額達14萬美元。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的資助從1989年開始，至1992年為止，金額有63,000美元左右；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的資助較晚，在1992年與1993年兩年，金額有16,000美元左右。自1984-1993年的十年期間，TAF對於臺灣的學術機構與學者個人的婦女研究相關議題之資助金額，合計在23萬餘美元。這其中共有三所大學在TAF的經費支持下成立婦女研究的單位，亦即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的「婦女研究室」、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以及高雄醫學大學的「性別研究中心」（見附錄：TAF資助婦女研究各項方案內容與金額一覽，1984-1993）。

參考資料

◎ 王雅各（1999）。《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臺北：巨流。

◎官有垣（2004）。《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臺灣社會發展》。臺灣亞洲基金會委託研究。臺北：智勝文化。

◎姜蘭虹、宋郁玲主編（2016）。《性別、社會與空間讀本》。臺北：唐山出版社。

◎臺大人口研究中心編印（1985）。《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 Chiang, Lan-Hung Nora, & Liu, Ying Chun (2011). Feminist geography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8(4): 557-569. 

◎ Chiang, Lan-Hung Nora, & Song, Yu-ling Cathy (2019). Practicing feminist geography in Taiwa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6: 1-22. 

◎ Huang, Shirlena (2007). Developing a view from within: Researching women’s mobilities in/out of Asia.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1): 8-30.

原文刊載於《婦研縱橫》第115期，96-109頁，DOI: 10.6256/FWGS.202110_(115).11

編者按：本文由作者及《婦研縱橫》授權全文轉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