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待了八年左右，我於2023年返台加入高等教育的行列。記得當時一邊處理繁瑣的報到行政作業，一邊努力適應台灣的公務行政系統。不久，收到了學校的通知，邀請我們這些新進教師參與由學校規劃的「新進教師研習營」。活動中有許多行政作業的介紹，也有教學經驗的分享。對於當時還是菜鳥助理教授狀態的我，絕對是一個可以快速學習的好機會。在兩天的活動裡，也安排了一場關於性別的講座。可能是因為那陣子台灣#me too事件頻傳，整場講座聚焦於大學老師在校園內面對性別相關事件時，如何避免觸犯法律。
講座對於各種事件的說明都很清晰，讓我學到不少。但更令我震驚的是最後的Q&A環節。記得當時一些男老師的提問讓我感受到強烈的文化反差（reverse culture shock）。這裡列舉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問題：「如果我的實驗室歷屆以來都只收男學生，從來沒有收過女學生，這樣算性別歧視嗎？」、「我的實驗室只有男性，我們在實驗室牆上貼AV女優的海報，然後我們會在沒有女性在場的情況下評論女性的外貌，這樣算性別歧視嗎？」每個問題後，通常迎來的是台下眾多男性老師的笑聲。在陣陣喧鬧聲中，我左右環顧發現少數的女性教師個個都眉頭深鎖。
當然在這之後，講者還是曉以大義地說明這些都是性別歧視，以及其後更深刻的內涵。但是當時的講座現場，仍然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我也是男性教師，但身為LGBTQ+社群的一員，性別議題一直都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也因為之前長期生活在歐洲，或多或少已經習慣了歐洲對於性別平等的嚴格要求。回到台灣的高教現場，目睹了以異性戀男性教師為軸心所形成的大學教師社群，還是覺得很震撼。因為這樣性別盲的現象居然是發生在大學教授的身上！如果連學術圈的知識份子都是這樣的狀態，很難想像社會中的其他環節，是不是存在著更低落的性別意識呢？
說到歐洲對於性別平等的要求，讓我想要提及一位朋友的經歷。他是德國白人男性，任教於荷蘭一所大學。某次受邀參與一場學術圓桌論壇，事後該論壇遭到許多投書抗議，理由是台上與會學者中男性比例過高，且幾乎全為白人男性。朋友急忙發表聲明，譴責主辦單位未考量性別平衡，並表示自己是論壇當天才得知其他與會者的名單，事先並不知情。聽到這個故事，我深感震撼—歐洲在性別議題的要求上已細緻至此。
然而，直至2025年的現在，歐洲許多國家已由右翼與保守勢力執政。美國也隨著川普當選總統，開始停止許多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平等、共融）計畫。曾經的歐洲經驗，或許在未來五年或十年可能還會有許多變化。但回望台灣，不論國際間各種多元共融的政策如何興衰，台灣仍有許多進步空間。儘管如此，我仍然對台灣的性別平等發展保持樂觀。畢竟，2019年，我們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這樣的社會，仍有機會在性別議題上持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