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資聰敏，七歲古籍背誦流暢
一八九五年，蔡阿信出生於艋舺。因為是家中第一個孩子，父親視為掌上明珠，十分疼愛。可惜， 在她五歲那年，父親就因病過世了。母親擔心無力扶養她，忍痛把她送給大龍峒一位牧師當童養媳。
然而，小小年紀的阿信，並不想屈服於這樣的命運。她憑著驚人的記憶力及意志力，兩度從大龍峒走回艋舺原來的家。最後媽媽只好和領養人終止送養，把她留在家裡。
不久，母親帶著阿信和妹妹改嫁。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阿信十分得繼父的疼愛。媽媽為阿信纏足，但繼父不忍聽見阿信夜夜疼痛的啼哭，於是阻止母親，保留了阿信的天足。後來，繼父更發現阿信天資特別聰敏，決定讓她受教育。
蔡阿信六歲那年，繼父把她送到私塾讀書；憑著絕頂聰明與超強記性，阿信不到一年就能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三字經》等古籍琅琅上口，且能流暢地背誦。
八歲那年，阿信到「大稻埕公學校｣上學。同學中只有兩位女生，由於她的眼睛又大水圓，調皮的男同學為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大目仔｣。
淡水女學堂風雲人物， 全校最小的女學生
十二歲那年，阿信再進入基督教創立的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堂」(或稱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就讀，是第一屆也是全校最小的學生。但阿信的物理、數學及英文都學得很好。
由於特殊的表現與優異的成績，阿信成為全校的風雲人物，被視為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就在她即將畢業那年，學校裡人稱「金姑娘」的加拿大籍女教師，建議阿信到日本醫校進修。
當消息傳回蔡阿信家中，母親與家人卻十分反對，認為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地飄洋過海到異地，實在太危險了，同時也認為女孩子長大就應該嫁人成為賢妻良母，讀太多書根本沒有用。
隻身渡海，攻讀東京女子醫學校
但是，這個理由根本無法說服天生不服輸的阿信，她不但沒有因為大家的反對而放棄，反而認為「別人越是認為我做不到，我越是要成功達成目標」。而向來疼愛她的繼父死於肺結核，更讓她立下未來要行醫救人的志願。
最後，她的意志終於戰勝家人的反對力量， 十八歲那年，她背起行囊獨自前往日本求學。初抵日本時，先在一所教會創辦的「聖瑪格麗特女學校」念兩年的語言學校，之後便一舉考上日本唯一的「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醫科的課業非常繁重，異鄉遊子的蔡阿信，一邊忍受著水土不服的思鄉之苦，一邊咬牙苦讀。學醫的第三年要上解剖學，必須記住人體器官內幾百個拉丁文名詞，而且還要面對泡在福馬林液體內的屍體動刀解剖，剛開始，阿信走出教室之後一口飯都吃不下，且連續三個晚上都會做惡夢！
當時留日的台灣學生只有一百多名，其中女生只有兩、三位。當蔡阿信第一次參加留日台灣同學會時，現場竟然找不到半個女同學，全部都是男生，眾人目光灼灼盯著她看，令阿信非常羞赧。不過慢慢地，她放下女性的矜持，和幾位參加台灣民族運動的熱血青年開始互動，其中有位名叫彭華英的青年，和她特別談得來。
雖然和搞民族運動的朋友走得近，但阿信並未參與任何運動。一方面課業很重沒有多餘的心力； 另方面也因為母親在她離台前早就再三叮嚀，要她不可以涉入政治活動。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學成返台， 專長婦科先到眼科實習
一九二一年，歷經十年寒窗，阿信終於學成返台。回台當天，許多台灣記者前來基隆港，採訪台灣第一位日本科班出身的女醫師。隔天報紙以斗大的標題寫著「萬綠叢中一點紅」、「華陀再世，見面病除」來形容她的風采！連阿信從日本穿回台灣的衣服，不久也有幾家成衣店仿做出售，在街上流行了起來。
雖然蔡阿信的專長是婦科，但當時的台大醫院一時沒有婦產科的缺，於是她先到眼科實習。眼科醫師給她上的第一課，就是要她先戴著眼罩躺在床上三天，把自己當作失明的人，體會患者的痛苦與不便。這第一堂課，阿信學到了「同理心」與「同情心」，這個經驗對她日後行醫有很深遠的影響。一年之後，阿信如願調到婦產科。
一九二四年，在蔣渭水的媒妁之下，蔡阿信與彭華英結婚。
創業行醫懸壺濟世，貧者少收、赤貧免費
一九二六年，阿信偕同先生，一起到台中開業，醫院命名為「清信醫院」(位於日治時期的大正町，現在的台中市民族路與自由路附近)。阿信看診，彭華英負責財務行政管理，夫婦二人同心齊力，很快打響名聲。
阿信對貧窮的患者十分悲憫，她看診的收費原則是：「貧者少收，赤貧免費。」尤其赤貧的產婦生完小孩之後，她還免費贈送兩套嬰兒衫和幾罐鷹牌煉乳。這些受恩惠的窮人心懷感激，常常拿自己家裡種的菜或養的雞、鴨來送阿信以示謝意。
蔡阿信的醫術很高明，其他醫院若有無法醫治的病例，也會來請求她協助。林獻堂的《灌園日記》中曾經記載：「家中有一女眷高燒不退，其他醫師診治後仍不見起色，最後請來在台中開業的蔡阿信，才診斷出是輸卵管發炎。」
雖然蔡阿信的醫術已經幫助了不少地方民眾， 但那時絕大數的婦女生產，很少進醫院，都是請產婆來家裡接生，所以蔡阿信一天最多只接生五個新生兒。但因為產婆在家接生的技術及衛生問題不良，造成產婦的死亡率很高，因此蔡阿信興起了訓練產婆的念頭。
根據台史所檔案館館員余怡儒所撰寫的〈從穩婆到產婆—台灣專業助產婦〉一文中指出：由於產婆接生的死亡率高，一八九七年，台北醫院設立「看護婦養成所」，開始公立護士的養成教育， 一九○二年，又制定產婆養成規則，以看護婦畢業而成績優良者，再進行相關訓練，修業一年而成為產婆，但受限於日籍婦女。
後來因日籍護士與台籍病患之間的語言隔閡，一九○七年台灣總督府制定「助產婦講習生規程」，另以公費招募台籍女性，設置台籍產婆的速成科，修業期限為一年。
雖然後來政策不斷開放，但直至一九二○年代，台灣受過完整醫學教育訓練而執業的醫生仍然不多，婦產科醫師更是少數，而就算有婦產科醫生，傳統婦女受到禮教影響，生產時仍習慣找村里間未受過專業醫療訓練的產婆接生，造成婦女生產死亡案例仍然居高不下。
創立產婆講習所， 台中之母訓練出三百個產婆
因此，一九二七年，蔡阿信決定成立清信醫院產婆講習所，每半年招收三十個學生，修業期限為一年，她親自教學，學員一邊上課、一邊在醫院實地實習。
清信醫院每年培養出五十名以上的產婆，不僅為婦女提供就業機會，更對於降低產婦及胎兒死亡率有極大的助益。因蔡阿信在醫療上的貢獻，使其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期間，獲頒日本宮內省「獎勵私立產院」(獎勵私立婦產科醫院)的賞金獎勵。
若說她是「台中之母」，一點也不為過，因為當時台中起碼有一半的人，都是她或她產婆學校的人接生的。
幾年之後，「清信產婆學校」已培訓出二、三百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產婆遍布全台灣。但這時， 蔡阿信的婚姻和事業卻受到內在嚴重的衝擊。
結束婚姻，結束醫院和學校
蔡阿信的先生彭華英，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成員，原本因為他的身份，阿信的醫院及講習所就常受到日本警察的刁難。
蔣渭水過世後，台灣知識分子的反日運動同時受挫，彭華英心情鬱卒，經常與酒肉朋友為伍。朋友譏刺他不自己創業，卻在家幫老婆管帳。彭華英的自尊心受創，和蔡阿信兩人時相齟齬，感情日疏。後來，更因日本警察不斷跟蹤，彭華英於是遠赴中國，不久在中國認識一京劇花旦，一九三三年，阿信與彭華英結束婚姻關係。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台灣被捲入，情勢逐漸危急，許多人因怕女兒學醫之後會被日本人徵調去戰場，於是清信產婆學校的學生越來越少，醫院的經營也越來越不穩定，因此阿信決定把醫院和學校收起來。
出走他國，進入名校從事研究
一九三八年，蔡阿信經由日本前往美國，進入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校的醫學院從事研究。後來，她還受到當年鼓勵她到日本學醫的金姑娘所屬的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婦女傳教協會之邀，順道到加拿大溫哥華訪問。
只是，一九四一年，正當她要回台灣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她返台的行程受阻，只得先在溫哥華留了下來；日子一久，她也開始試著找工作，曾先後在聖文生醫院(St. Vincent Hospital)與溫哥華總醫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當過實習醫師，卻都因無法發揮而鬱鬱不得志。後來，乾脆應徵去當日裔人士集中營(Internment Camp) 的駐營醫師。
卑詩省失落坑貢獻醫療專業的歲月
阿信應徵的集中營位於卑詩省內陸的「失落坑」(Slocan)。那裡異常偏僻，而且冬冷夏熱，且集中營裡的宿舍建築草率、設備簡陋，日裔人士吃足了苦頭，連帶駐營醫師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阿信再度發揮她的所長，對當時被關在集中營的人士，在醫療方面做了最實際的貢獻。
在「失落坑」服務了幾個月後，阿信回到溫哥華，向當時的醫師公會申請開業。因為她的醫技精湛，很快博得病人信任，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她小小的診所常擠滿了病人。不料，這情景無法見容於一些唐人街的醫生。他們告到當時的有關單位， 說阿信是「日本間諜」，同時，醫師公會也因她尚未取得許可就擅自開業，而對她提告。
審案的法官雖找不出她當間諜的證據，但對她尚未取得執照之前就擅自營業一事，覺得於法不容，還是判她一年緩刑，同時罰款一百加幣。以阿信的個性，當然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名，也因此，她被送進牢房。後來有位年輕律師仗義為她多方奔走，終於感動法官，說只要她在自白書上簽字，即可免繳罰款而出獄；但這卻又為阿信所拒。最後，監獄官員不得已，只得拜託她出獄，才解決了這個爭端。不過，也因這個事件，有位當時已退休的軍中牧師吉普生上校(Col. Gibson)對阿信相當敬佩，兩人開始有些往來。
戰後返台再婚，偕同夫婿定居溫哥華
二次大戰終戰之後，一九四六年，阿信順利回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阿信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者極端失望，另方面也擔心自己受到株連，於是再次萌生遠走他鄉之心。此時，吉普生牧師剛好在台灣訪問，也與阿信聯絡。有人即建議阿信嫁給吉普生，以便取得外國籍方便出國。
一九四九年，阿信與英裔加籍的吉卜生牧師在台結婚，四年後便離台與吉卜生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
身處異國老年失偶，感同身受寡居女性
吉卜生牧師於一九六七年去世之後，蔡阿信便一直獨居。雖然先天性格堅強，自小養成事事不求人的習慣；但隨著年華漸老，蔡阿信在她的自傳裡，也不否認獨自生活的辛苦和鬱悶。
雖有兩段婚姻，但第一段與彭華英在一起時， 蔡阿信大部分的心力都在事業上，雖然聚少離多， 並不覺孤單的況味。即使離婚之後，她仍然充滿再衝刺再進修的動力，也不覺獨自一人有什麼不便。
與吉卜生牧師的婚姻雖有十八年，但身處異國，文化隔閡，心靈上不免落寞。吉卜生牧師過世時，阿信已經七十幾歲，老年失偶的悲涼，讓她對於相同處境的寡居女性相當感同身受。
悲天憫人善美屐痕，樹立台灣女醫典範
一生都不重視錢財的阿信，在一九七九年， 以八十六高齡之身返台探親時，決定捐出她畢生的積蓄，於一九八○年，與她的一位企業家侄兒，共同成立了「至誠服務基金會」，專為寡婦提供精神關懷和保健諮詢，為台灣孤立無偶的老婦人貢獻一分心力。這位早年以精湛醫術照顧過無數台灣貧弱婦女的仁醫，到了晚年，仍然心心念念著孤苦的女性，而把她最後僅存的金錢，全數奉獻出來。
一九九○年，蔡阿信在溫哥華的養老院安詳辭世。「至誠服務基金會」至今在台灣運作不輟，蔡阿信一生善美的腳蹤依然不止，她以女性特有的慈愛、堅忍，樹立了台灣女醫生特有的形象；她勇於挑戰舊習俗的勇氣及同體大悲的胸懷，至今仍是後人遠遠追隨的典範。
＊本文之得以順利出刊，特別感謝《女人屐痕3：百年女史在臺灣》總編輯簡扶育、本文作者阮愛惠、出版者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書籍資訊】
本文轉載自《女人屐痕3：百年女史在臺灣》，新自然主義出版
總編輯：簡扶育
作 者：鄭美里、王昭文、劉湘吟、吳玲宜、陳明秀、簡扶育、阮愛惠、賴淑娟、伍維婷、李淑君
繪 者：劉君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