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搭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與大數據（Big data）這股潮流，也形成新加坡政府未來幾年國家發展的方向，然而憑藉著新加坡這彈丸之地與有限的人力資源，要達到智慧國的目標，還是得仰賴國外的技術與人才，我有幸在這國家政策之下來到新加坡工作，而我在新加坡所學所見，也給予我不同於以往在台灣與美國的學術環境，這其中的經歷非常值得我與大家分享。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單位目前有六所，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而這兩所大學也囊括亞洲大學排名的前兩名。姑且不論這樣的成績是否真的實至名歸，但打著亞洲第一名大學的名號，當然會吸引各地海內外學生紛紛嚮往，其中還包含著未來的師資與學術合作單位。但要建造亞洲第一名的大學，光靠大學本身是不夠的，政府必須要有遠見積極的建造國際研究機構，才能帶動新加坡國內的研究風氣。CREATE（Campus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由新加坡國立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所成立的。目前共有八所國際知名大學在CREATE建立海外研究分部，其中還包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與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MART（Singapore-MI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就是我在新加坡所任職的單位，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第一個海外研究機構。新加坡政府重金邀請這些海外知名學校來新加坡設立海外研究機構，而CREATE大樓就設在新加坡大學校園內，提供這些海外研究機構最新穎的硬體設備，而且讓當地大學有機會與這些知名的國際學校有密切的學術合作機會，進而提升新加坡的高等學校在各領域學術研究上的能力。
2014年美國博士班畢業後我就到SMART做博士後，那時候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考慮留在美國，其實我到SMART工作之前我對於新加坡是一無所知，也從沒有去過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到新加坡工作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個契機是因為博士班畢業之前遇到我在SMART的老闆，而他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資深研究員，他提供給我一個到新加坡工作的機會，而我也希望能夠成為他研究團隊裡的成員，就這樣博士班畢業口試後一週，我就從美國飛到了新加坡。當時在美國生活五年半的我，自認自己的英文能力還不錯，但是從小在台灣學習美式英語的我們，到了新加坡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習慣他們的英式英文，尤其是新加坡獨特的英文腔調。CREATE大樓內都是國際研究機構，旗下工作的研究人員均來自四面八方，整棟大樓可以說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光是50幾個與我同個辦公室的同事們，就來自於20幾個國家。這樣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工作環境是我連我在美國都沒有感受過的，這也是學術研究之外，我在新加坡學習到最多的地方——如何尊重與瞭解彼此不同的國籍、文化、種族、語言與宗教。也因為如此，在我的工作環境中，我沒有明顯的感受到我在性別上與其他同事的差異，即使女性研究人員大約只占我們單位總人數的一兩成。新加坡的工作環境普遍來說對女性都是友善的，例如長達四個月的產假還可申請一年的育嬰假。再者是因為新加坡家庭都有僱請外籍女傭的習慣，一般職業婦女其實不用負責家務，甚至不用自己帶小孩。雖然不是很認同這樣的模式，但的確減少了職業婦女的負擔。
當初另一個吸引我到新加坡工作的原因，是因為我可以自由選擇我的研究題目，在SMART的框架之下，我們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以新加坡或是東南亞為主題即可。我畢業於大氣科學系，研究的興趣是空氣污染和區域氣候，所以過去幾年我的研究題目多以東南亞生植燃燒（biomass burning）和空氣污染為主。近年來新加坡霾害問題嚴重，以往都歸因於印尼的生植燃燒所造成的，然而我們發現人為石化燃料的使用，才是造成霾害的主因。我們學術研究的成果，常常都只是發表在學術期刊的文章，真正閱讀的人大多局限於同領域的研究學者，非常有限。然而空氣污染這樣的議題，是影響一般大眾，也是多數人所關心的環境問題，所以當我們一旦有研究成果發表在期刊上，SMART的公關部門就會邀請新加坡當地的平面與電視媒體來採訪，讓一般大眾能更了解我們目前科學進行的方向與研究的成果。因為平面媒體的報導，我甚至收到民間企業的邀請去參加空氣品質的座談會與擔任相關議題的顧問。身為一個年輕的研究學者，這樣的經歷讓我更深的體會到我研究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在SMART所上的一些專業課程，其中包含專業英文寫作與演講、領導團隊的技能與創業的技巧。這些專業課程不僅是提升我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即便未來到了業界後，更是可以發揮的技能。一般博士後研究員很難有獨當一面的機會，即便在新加坡國內的研究單位也是如此。我很慶幸在SMART工作期間可以帶領麻省理工學院與新加坡國內大學的學生做暑期研究計畫，我老闆也很鼓勵我們在國際研討會中擔任會議召集人。我相信這些經歷，不是一般博士後研究員有機會學習到的。
當然每個單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做事風格，SMART雖然是隸屬於麻省理工學院，但許多行政程序必須要配合新加坡政府來執行，像是我們每年需要寫一份關鍵績效指標（KPI），這讓我覺得SMART的運作其實跟一般公司還滿像的。在新加坡做科學研究，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跟政府單位的合作。像是儀器的架設，冗長的行政申請手續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所做的研究是與新加坡政府單位合作的案子，任何對外發表的研究成果，都必須先經過政府內部的審核，同意後才可以發表，更不用說向新加坡政府單位索取環境監測的資料是多麼的困難。
嚴格來說，雖然新加坡研究資源真的比臺灣甚至美國都還要多，但是我還是喜歡台灣的研究風氣，畢竟有較多相同領域的人可以一起討論。新加坡重視跨領域合作，每個領域可能只有一兩個專業研究員，雖然這很容易讓每一位研究員成為單一領域的翹楚，但遇到問題時也常常有求助無門的時候。台灣雖然沒有像新加坡投資一大筆經費成立國際學術合作機構，但是在台灣舉辦國際研討會或是邀請國外學者來台短期交流，都有助於台灣與國際間的學術合作。台灣目前想要在最少的經費下創造最大的學術成果，那除了經費之外是否提供更大的舞台與更廣的學術自由？對於年輕的科學研究員，是否給予更多獨立創新的研究機會？對於女性科學研究員，是否給予更好的條件來平衡家庭與工作上的責任？除了經費之外，其實有很多政策面都可以改善我們的學術環境，這也是我希望可以借由海外的研究經驗來分享給台灣的學術與政府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