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普遍台灣社會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想像，受限於「同意」或「不同意」、「被害者」或「能動主體」和「能動性」或「脆弱性」等二元對立的認知框架，以一種非此即彼的兩極去判斷性暴力受害者在事發當下的主體狀態。但卻忽略了性暴力事件發生的當下，往往很難有明確的同意或不同意，更多時候是遊走在同意和不同意兩個極端值的中間，也因為這種認知，造就了性暴力受害者，更容易因羞愧而加重自我譴責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