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國科會有一個拍攝女科技人的計畫，其中一個主角是我的好朋友。拍攝團隊希望找到她的朋友提供一點側拍的梗，就找上了我。我跟這群拍攝團隊渡過一個快樂的上午和午餐，還拿了他們之前拍的幾支女科技人的片子。一回家，就從吳嘉麗老師片子開始看起。雖然之前聽過嘉麗老師的名字，但是看了片子才有一種知道她的感覺。過了幾天，電子信箱裡躺著一封信，署名是嘉麗老師，來邀稿…要我寫一篇介紹或談自己的文章，還很貼心的給我一個網址。上面是其他女科技人的類似文章。老師很體貼的說明這文章不限字數也不拘形式，但我就是很惶恐。我的理解是要寫一篇自傳式的文章。但至今，我除了為了求學或求職寫過自傳，而那類的自傳目的清楚，就是要呈現自己好的一面，好讓對方覺得你值得。嘉麗老師要的東西沒什麼目的，但字裡行間傳達的「要求」是忠實/誠實的呈現自己。哇，這很難的啦！我當下心底的OS就是「到底…」
我決定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首先，我就想澄清—到底，我是不是個女科技人？
女人， 是的我是，非常的是。每次我跟別人說我是阿美族，對方第一個反應大多會是「啊，你們是母系社會，你一定很大女人」。 我的回應有長有短：短的是驕傲的點點頭；長的是一串阿美族是平權社會的解釋，然後再驕傲的點點頭說「如果你是大男人，我絕對是大女人」。
至於科技人，這就麻煩了！
我學的是心理學，關心的是成癮和自殺的議題，研究聚焦在原住民族群上。心理學在一百多年前，站在兩大巨石上─哲學和生理學，開展自己的學術旅程。心理學問的問題跟哲學很近，例如「人是什麼」、「人為何行動」等，但希望用科學的方法找答案。大學時，我們要學統計、實驗法、生理等基本課程，也要修習心理學幾個重要學門：認知、知覺、生理、社會、發展、變態、臨床等心理學。初入大學，我以為唸完心理學以後，就可以變成心理醫師，然後穿著白袍，在精神病院悠悠晃盪，一一解救人類受苦的腦和心。才唸了一學期，知道人類的腦和心複雜得多，心理學有不同學派嚐試了解這些東西，要談解救，還早得很。當下有一股轉系的衝動，也有「哇，真酷」的驚喜。
接下來的三年，轉系的衝動變得幾乎偵測不到，主要是因為在台大心理系有很多有趣好玩的老師、學長姐、和同學。他們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方式找答案，有時甚至有劍拔弩張的情形，但那股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熱情和勁道，很讓我心動。我告訴自己，留在這個領域不錯，可以跟這麼多好玩的人相處，人生一定不無聊。
但真正讓我選定走入變態/臨床心理學，是大三下學期開學不到一個月，一個好友的自殺。雖然這不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自殺，卻是第一次遇到一個我曾密切相處的朋友自殺。在她過世的三天前的早上，我們還走在椰林大道上立志新學期要有新氣象，談著各種學習的和社團的計畫。然後，在週六的下午，我接到電話。我不記得誰打給我，只記得對方的聲調溫柔，告訴我她死了。電話裡，我只會一再重覆我三天前跟她的對話，她說了什麼、我說了什麼…好像在跟另一個朋友分享一個美麗的早晨之約。對方跟我約了在火車站碰面的時間，好去她家見她最後一面。至今，我可以記得放下電話之際，自己四肢肌肉失去張力、血液溫度降低兩度的感覺。參加完她的葬禮，我瘋狂的找人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沒有人給我答案，或者說沒有一個答案可以安撫我。正好，當時還在台大醫院精神科工作的鄭泰安醫師（現在中研院生醫所任職）進行一個自殺研究，他想同時了解不同族群（漢、阿美、泰雅）的自殺，在找一個阿美族、對研究有興趣的人，我就加入了。從此開啟田野訪談、調查研究的旅程。一直到出國唸書，我的工作是研究助理，參與的計畫多和自殺有關：族群的、校園的、軍隊的自殺。
好，回到科技人的定義。我是不是一個科技人？科技，technology，是希臘字，字面的意義是手藝+論述。廣義來說，是一套用機械、工藝、技術、制度等來解決問題的學問。我用雙腳走訪社區部落、用雙手記錄個案的精神狀態和生命故事，希望釐清自殺或成癮的真象，希望能有機會防治自殺或成癮的發生或惡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個科技人。
到底，我是原住民科技人，還是只是個科技人?
有一次參加一個有關原住民研究倫理的研討會，會中一個德高望重的牧者問與會的學者，「你們是原住民學者，還是只是學者？」在場有許多原住民籍學者，做的研究也多與原住民有關。這個問題有如深水炸彈，剛發射時沒什麼作用，然後，轟然一聲，炸得自以為隱身在堅固的潛水艇、安全無虞的研究者頓時頭昏眼花，不知今夕是何夕。我記得自己當時用有點顫抖動的聲音說，「我認為我就是個研究者，剛好具備原住民身份，又剛好對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有興趣。」
其實這個問題至少觸及兩個層面：一是原住民學者是不是在做研究時，對其研究倫理道德的約束不必用一般對非原住民學者那樣「嚴苛」，因為他們的身份自動讓他們有了道德高度；一是原住民學者是不是一定要做原住民的研究？我當時的回答是針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我不認為原住民學者必然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只要他想做原住民的研究，就要依規範行事，甚至要有更高的標準。
對於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我至今無法回答。
我想，這也是所有原住民「學者」午夜夢迴費盡思量的問題。老實說，在英國唸博士班的第一年，我在一個心理藥物的實驗室，那個實驗室接很多藥廠委託的新藥人體試驗計畫。我當時想，就留在大醫院裡，做藥物試驗，享受藥廠提供的研究禮遇，多好？！但是，一種莫名的不安，一種難言的使命感，再加上鄭泰安醫師的提醒，我轉學了。轉到英國著名的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學精神流行病學、學文化精神醫學、學質性研究法、學在倫敦南區推動的社區型成癮防治策略…等。我回到做原住民研究的路。回到台灣，在慈濟大學任職，身處東台灣，原住民人口佔約三成，族人的健康問題是我這幾年關心的重點，應該也是未來關心的重點。從去年開始，我又開始跑自殺研究的田野。
原住民科技人到底應不應該一定從事原住民議題?我只能期待，期待大家都關心也將能量聚焦在原住民議題。如果technology的目的是解決問題，我們有太多要解決的問題，需要數量有限的原住民科技人傾全力而為。但，這只能期待，如果我們還接受人有自由意志這件事。
到底，原住民的健康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問題。健康就是健康，還要去那裡？
原住民平均餘命過去四十多年來，與台灣的平均餘命相比，差距一直在十年左右。各項死因死亡率也高出台灣的平均數幾倍，最高的倍數出現在肝病類、意外類、和自殺的死因死亡率上。政府當然訂有政策，並投入資源想縮短這個差距。但，成效在過去十多年來己見疲乏，我們需要新的想法、新的策略。在2009年，在一群關心原住民健康議題的朋友合作下，我們接了一個起草原住民健康法案的計畫，就是想為這個健康議題找個出路。當時，我們想為健康下定義，或者說我們想勾勒出一個健康原住民的様貌。結果，我們得到很多元的定義和様貌，但有個極端隱隱在這些多元中呈現：一端是我們要和有台灣一般住民一樣的平均餘命，另一端是不必活很長，活得自在快樂最重要。我的定義在後者，因為我的田野經驗告訴我，族人焦慮、憂鬱比率很高，酒癮和自殺有很大的成份與焦慮/憂鬱有關。
我的族群問題開始得很晚。大學時，台大校園內算得出來的山地生（當時還沒有正名為「原住民」）不到三十名，要成立社團，人數不夠。當時，有學長每年盯著新進的山地生，希望湊足人數成立社團。我在的那四年，人數就是不足。學長會不時把我們聚在一起，談權益問題。我的成長經驗相對順遂，經驗過的歧視不多，一直天真以為族群問題不再。但我的學長姐、我的學弟妹告訴我不同的故事。慢慢的，我開始體會也內化了他們的焦慮和憂鬱，這大概是我那股莫名的不安的開端。後來進入部落跑田野，那道族群文化消逝的悲傷浪潮時大時小、時高時低， 這大概是我那股難言的使命感的由來。
如果只能推動一個健康政策，我會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健康行為暨心理衛生政策。如果只能推動一個原住民政策，我會說，我們需要地理和人文生態的復振政策：前者與生態保育有點像，是把部落的環境建構得適合人安心居住，後者有點像是文化復振，但更實際一點，其實就是上面那個健康政策。
台灣仍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地方，性別的，族群的。多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殘忍的笑話，在紐約，最糟的身份組合是黑人/猶太裔/女同性戀。在台灣，我想最糟的身份組合是有酒癮的女性原住民失婚者，在你開口要求協助時，他人已把你當成無藥可救的朽木。
我希望所有原住民女性，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像我的曾外祖母，有能力營造想要的生活型態，有機會得到他人的讚賞，自在快活的呼吸每一口空氣。♥
在部落的對話裡，兩個相熟的人常常只需要這個詞就道盡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