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

2013.08.10   高靜懿|慈濟大學公衛系原住民健康組助理教授
刊載於專欄 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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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的對話裡,兩個相熟的人常常只需要這個詞就道盡一切。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國科會有一個拍攝女科技人的計畫,其中一個主角是我的好朋友。拍攝團隊希望找到她的朋友提供一點側拍的梗,就找上了我。我跟這群拍攝團隊渡過一個快樂的上午和午餐,還拿了他們之前拍的幾支女科技人的片子。一回家,就從吳嘉麗老師片子開始看起。雖然之前聽過嘉麗老師的名字,但是看了片子才有一種知道她的感覺。過了幾天,電子信箱裡躺著一封信,署名是嘉麗老師,來邀稿…要我寫一篇介紹或談自己的文章,還很貼心的給我一個網址。上面是其他女科技人的類似文章。老師很體貼的說明這文章不限字數也不拘形式,但我就是很惶恐。我的理解是要寫一篇自傳式的文章。但至今,我除了為了求學或求職寫過自傳,而那類的自傳目的清楚,就是要呈現自己好的一面,好讓對方覺得你值得。嘉麗老師要的東西沒什麼目的,但字裡行間傳達的「要求」是忠實/誠實的呈現自己。哇,這很難的啦!我當下心底的OS就是「到底…」

我決定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首先,我就想澄清—到底,我是不是個女科技人?

女人, 是的我是,非常的是。每次我跟別人說我是阿美族,對方第一個反應大多會是「啊,你們是母系社會,你一定很大女人」。 我的回應有長有短:短的是驕傲的點點頭;長的是一串阿美族是平權社會的解釋,然後再驕傲的點點頭說「如果你是大男人,我絕對是大女人」。
至於科技人,這就麻煩了!
我學的是心理學,關心的是成癮和自殺的議題,研究聚焦在原住民族群上。心理學在一百多年前,站在兩大巨石上─哲學和生理學,開展自己的學術旅程。心理學問的問題跟哲學很近,例如「人是什麼」、「人為何行動」等,但希望用科學的方法找答案。大學時,我們要學統計、實驗法、生理等基本課程,也要修習心理學幾個重要學門:認知、知覺、生理、社會、發展、變態、臨床等心理學。初入大學,我以為唸完心理學以後,就可以變成心理醫師,然後穿著白袍,在精神病院悠悠晃盪,一一解救人類受苦的腦和心。才唸了一學期,知道人類的腦和心複雜得多,心理學有不同學派嚐試了解這些東西,要談解救,還早得很。當下有一股轉系的衝動,也有「哇,真酷」的驚喜。
接下來的三年,轉系的衝動變得幾乎偵測不到,主要是因為在台大心理系有很多有趣好玩的老師、學長姐、和同學。他們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方式找答案,有時甚至有劍拔弩張的情形,但那股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熱情和勁道,很讓我心動。我告訴自己,留在這個領域不錯,可以跟這麼多好玩的人相處,人生一定不無聊。
但真正讓我選定走入變態/臨床心理學,是大三下學期開學不到一個月,一個好友的自殺。雖然這不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自殺,卻是第一次遇到一個我曾密切相處的朋友自殺。在她過世的三天前的早上,我們還走在椰林大道上立志新學期要有新氣象,談著各種學習的和社團的計畫。然後,在週六的下午,我接到電話。我不記得誰打給我,只記得對方的聲調溫柔,告訴我她死了。電話裡,我只會一再重覆我三天前跟她的對話,她說了什麼、我說了什麼…好像在跟另一個朋友分享一個美麗的早晨之約。對方跟我約了在火車站碰面的時間,好去她家見她最後一面。至今,我可以記得放下電話之際,自己四肢肌肉失去張力、血液溫度降低兩度的感覺。參加完她的葬禮,我瘋狂的找人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沒有人給我答案,或者說沒有一個答案可以安撫我。正好,當時還在台大醫院精神科工作的鄭泰安醫師(現在中研院生醫所任職)進行一個自殺研究,他想同時了解不同族群(漢、阿美、泰雅)的自殺,在找一個阿美族、對研究有興趣的人,我就加入了。從此開啟田野訪談、調查研究的旅程。一直到出國唸書,我的工作是研究助理,參與的計畫多和自殺有關:族群的、校園的、軍隊的自殺。
好,回到科技人的定義。我是不是一個科技人?科技,technology,是希臘字,字面的意義是手藝+論述。廣義來說,是一套用機械、工藝、技術、制度等來解決問題的學問。我用雙腳走訪社區部落、用雙手記錄個案的精神狀態和生命故事,希望釐清自殺或成癮的真象,希望能有機會防治自殺或成癮的發生或惡化。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個科技人。

到底,我是原住民科技人,還是只是個科技人?

有一次參加一個有關原住民研究倫理的研討會,會中一個德高望重的牧者問與會的學者,「你們是原住民學者,還是只是學者?」在場有許多原住民籍學者,做的研究也多與原住民有關。這個問題有如深水炸彈,剛發射時沒什麼作用,然後,轟然一聲,炸得自以為隱身在堅固的潛水艇、安全無虞的研究者頓時頭昏眼花,不知今夕是何夕。我記得自己當時用有點顫抖動的聲音說,「我認為我就是個研究者,剛好具備原住民身份,又剛好對原住民的健康議題有興趣。」
其實這個問題至少觸及兩個層面:一是原住民學者是不是在做研究時,對其研究倫理道德的約束不必用一般對非原住民學者那樣「嚴苛」,因為他們的身份自動讓他們有了道德高度;一是原住民學者是不是一定要做原住民的研究?我當時的回答是針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我不認為原住民學者必然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只要他想做原住民的研究,就要依規範行事,甚至要有更高的標準。
對於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我至今無法回答。
我想,這也是所有原住民「學者」午夜夢迴費盡思量的問題。老實說,在英國唸博士班的第一年,我在一個心理藥物的實驗室,那個實驗室接很多藥廠委託的新藥人體試驗計畫。我當時想,就留在大醫院裡,做藥物試驗,享受藥廠提供的研究禮遇,多好?!但是,一種莫名的不安,一種難言的使命感,再加上鄭泰安醫師的提醒,我轉學了。轉到英國著名的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學精神流行病學、學文化精神醫學、學質性研究法、學在倫敦南區推動的社區型成癮防治策略…等。我回到做原住民研究的路。回到台灣,在慈濟大學任職,身處東台灣,原住民人口佔約三成,族人的健康問題是我這幾年關心的重點,應該也是未來關心的重點。從去年開始,我又開始跑自殺研究的田野。
原住民科技人到底應不應該一定從事原住民議題?我只能期待,期待大家都關心也將能量聚焦在原住民議題。如果technology的目的是解決問題,我們有太多要解決的問題,需要數量有限的原住民科技人傾全力而為。但,這只能期待,如果我們還接受人有自由意志這件事。

到底,原住民的健康何去何從?

這是一個有點奇怪的問題。健康就是健康,還要去那裡?
原住民平均餘命過去四十多年來,與台灣的平均餘命相比,差距一直在十年左右。各項死因死亡率也高出台灣的平均數幾倍,最高的倍數出現在肝病類、意外類、和自殺的死因死亡率上。政府當然訂有政策,並投入資源想縮短這個差距。但,成效在過去十多年來己見疲乏,我們需要新的想法、新的策略。在2009年,在一群關心原住民健康議題的朋友合作下,我們接了一個起草原住民健康法案的計畫,就是想為這個健康議題找個出路。當時,我們想為健康下定義,或者說我們想勾勒出一個健康原住民的様貌。結果,我們得到很多元的定義和様貌,但有個極端隱隱在這些多元中呈現:一端是我們要和有台灣一般住民一樣的平均餘命,另一端是不必活很長,活得自在快樂最重要。我的定義在後者,因為我的田野經驗告訴我,族人焦慮、憂鬱比率很高,酒癮和自殺有很大的成份與焦慮/憂鬱有關。
我的族群問題開始得很晚。大學時,台大校園內算得出來的山地生(當時還沒有正名為「原住民」)不到三十名,要成立社團,人數不夠。當時,有學長每年盯著新進的山地生,希望湊足人數成立社團。我在的那四年,人數就是不足。學長會不時把我們聚在一起,談權益問題。我的成長經驗相對順遂,經驗過的歧視不多,一直天真以為族群問題不再。但我的學長姐、我的學弟妹告訴我不同的故事。慢慢的,我開始體會也內化了他們的焦慮和憂鬱,這大概是我那股莫名的不安的開端。後來進入部落跑田野,那道族群文化消逝的悲傷浪潮時大時小、時高時低, 這大概是我那股難言的使命感的由來。
如果只能推動一個健康政策,我會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健康行為暨心理衛生政策。如果只能推動一個原住民政策,我會說,我們需要地理和人文生態的復振政策:前者與生態保育有點像,是把部落的環境建構得適合人安心居住,後者有點像是文化復振,但更實際一點,其實就是上面那個健康政策。

台灣仍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地方,性別的,族群的。多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殘忍的笑話,在紐約,最糟的身份組合是黑人/猶太裔/女同性戀。在台灣,我想最糟的身份組合是有酒癮的女性原住民失婚者,在你開口要求協助時,他人已把你當成無藥可救的朽木。
我希望所有原住民女性,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像我的曾外祖母,有能力營造想要的生活型態,有機會得到他人的讚賞,自在快活的呼吸每一口空氣。

371 最後修改於 %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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