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這一百多年，人類社會經歷了無數次女權運動與女性主義的洗禮，民主國家中女性在帳面上的權力，似乎已經與男性無異，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焦點也逐漸從「兩性」轉向「同性」議題，女性主義的訴求有時被汙名化，成為「女權自助餐」的代名詞，不但以女權來宣稱自己是弱勢者，同時也以此政治正確來獲得各種利益。然而，是這樣嗎？
將時間倒退20年，從讀地理學博士班的年代開始談起。我在五個女孩(沒有男孩)的家庭成長，讀過女生班的國中，女校的高中，女生比較多的社會學系，開始地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習歷程時，我的指導教授常帶著微怒與優雅的委屈，跟我聊「陽剛氣質的環境」這件事情。什麼？在這裡，他們這樣的表現叫做陽剛氣質是嘛？我感覺新鮮。我的指導教授是國內地理學界最早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地理學者，她已經在這樣的環境中數十年，而我才剛剛踏入她所謂陽剛的地理學界。
地理學這樣的陽剛性有其歷史。地理學從19世紀末期，正式成為高等教育的學科以來，大約有100年的時間很少討論女性在學科當中的角色 – 或者說，性別與空間的關係鮮少受到關注。航海探險，殖民征服者這樣帝國主義實踐者的形象，深深刻畫了地理學家陽剛的樣貌。女性地理學者一如其他女性科學家一般，很難在歷史、在人們的心中佔據一絲絲的位置與記憶體。
1980年代，地理學以外的女性主義已經從第一波追求兩性平等，強調與男性在權力上平起平坐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邁向第二波追求平權，對於女性身體本質探討，連結到社會制度的傾斜，與環境、階級、種族的關聯性。而地理學終於稍有動靜，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當中出現了第一個女性主義專門學群(specialty group)。「空間就是性別！」「地理就是性別！」這樣的認知逐漸鬆動了地理學長久以來陽剛氣質獨霸的局面，但是畢竟一個固著，習以為常的社會結構，在歷史的長河中早已經積累成堅不可破的河床，女權運動的力量難以在百年之間讓河道轉彎甚至瓦解。於是，我們時不時在其中衝撞，迷失，沉溺，再復活。女性主義地理學提醒我們，空間尺度由小至大，處處存在性別議題，從個人的身體到家庭、學校、工作場所、街道、社區、都市、國家、全球。
從我們最熟悉的學術界來看性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2017年針對全台41,919位博士進行抽樣，有 5,243位博士接受了問卷調查。其中女性比例從2004年的25.6%上升到33.1% (NPHRST 2018)。而從已婚者來看，女博士的已婚未婚比為7:3，遠低於男性的9:1。這些數字顯示高等教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要兼顧家庭與學術工作，在當前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為主要家務承擔者的狀況下，已婚女博士仍承擔更多的生存壓力。而女博士中有83.6%從事教大學教職，較高於男性的68.3%。這並非意味著女博士較容易在大學找到教職，反而顯現了男博士更容易在學術象牙塔之外找到機會。在台灣十所地理相關科系師資性別組成中，女性教師佔28.6%。地理學是跨領域的學科，其中涵蓋著普遍被歸類為陰性特質的社會科學，以及陽剛的自然科學，但是在師資比例上依然呈現了其中的步履艱辛。
我獲得博士學位後，開始在一間間的大學殿堂之間謀求一份教職。在某次的面試當中，我侃侃而談我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經驗，冷不防台下某位男教授當著在場幾十位學生聽眾與全系師長，打趣的問我：「你一直在上海做田野調查，是因為在那邊有男朋友嗎？」當時已婚，已經有一個三歲兒子的我，內心的OS是：「為了一份求之不得的工作，我該怎麼辦？」該給一堂性別教育課程，還是保持禮貌而不失尷尬地微笑，或者順勢讓這個問題成為嚴肅面試當中的一縷清風。又在另外兩個大學教職的面試場合中，被問及家住台北，會不會因此無法在中南部的學校久待，該如何兼顧家庭與學術工作？我相信，若站在台上的是一位男性，有很大的可能性不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陽剛氣質的環境」其實不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讓女性學者，從想要拿一張學術專業領域的職業門票的那一刻起，就必須面臨各種與學術專業與品格無關的探問。
我相信時代不斷進步，後來在我的工作職涯中，參與多次聘任新進教師的工作，我所經歷過的尷尬問題已經不曾在面試場合中提出。在我擔任學術主管的幾年中，我理解學術工作帶來的挑戰落在我們身上從不會因為性別而有輕重之分，但女性學者身上，卻因為性別而帶著更多身體上的與社會刻板印象的負擔，因此我能在與女性同事的共事過程中，看到學術以外的她們，理解並相互扶持，同時我也期待未來的女性地理學者不需要再因為陽剛氣質的環境受到干擾，感到擔憂，或者不快，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能在性別、階層與專業領域的分界中，充分尊重、理解與對話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