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出生，五歲時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搬回台灣，一直到大學畢業後，又再次回到美國生活與工作。成長過程中，我其實一直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

在美國，多數在我身邊的人並不常講中文，包括我在美國的家人。在家族聚會時，由於我的堂兄弟姊妹與堂嫂多半在美國出生長大，中文並不算流利；但因為長輩習慣說中文，我們這一輩的人即使說得不完美，也會盡量用中文回應。對我們而言，那是一種很自然的尊重。

同樣地，雖然我的大姑與大姑丈是在台灣出生，但他們也學習並尊重美國家庭中公婆與夫妻之間的相處方式。有幾件在家族裡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讓我印象深刻。記得有一次，大姑要去拜訪堂哥與堂嫂時，堂哥會先對母親說：「我問一下我太太。」而母親節聚餐時，大姑丈也會先和大姑商量：「我們待一小時就好嗎？」這些看似日常的小片段，在我心裡留下很深的印象——尊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習慣。也正因為如此，堂哥堂嫂與大姑、大姑丈之間一直保持著很好的互動，去年他們甚至一起去看了美式足球比賽。

在職涯發展上，家族長輩也一直給予我們許多指導，尤其是我的大姑丈。他曾在一家跨國企業(Nortel Networks (前 Northern Telecom))任職，一路從基層做到副總裁。當我的堂嫂剛畢業時，他也曾給她許多職涯建議，鼓勵她往更高的位置發展。後來，我的堂嫂成為一家醫院的 COO（Chief Operating Officer，首席營運長）。在與我們分享職涯經驗時，大姑丈經常提到「尊重」的重要。他提醒我們，要學習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要知道如何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合作。他也曾分享過一段經歷：當年有一名部屬出現種族歧視行為，最終被他解聘。他說，歧視不僅會破壞團隊合作，也會影響工作的品質，而更重要的是——那本來就是錯的。

這些觀念，在我後來到矽谷工作時，也有非常深刻的體會。過去九年在矽谷的科技與醫療團隊工作期間，我曾參與管理職，也曾實際處理過團隊中的職場不當行為。那件事情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段逐漸惡化的過程。有一位同事一開始只是會議遲到，甚至不出席；接著在工作互動中開始出現對同事的不尊重，不只對女性同事，連男性同事甚至主管也感受到不適。到了後期，連平常不太與人衝突的男同事都忍不住跑來抱怨，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問題出現，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最終，有同事正式向我反映性騷擾的情況——對方在一對一的會議中問一些讓她覺得不舒服且不想回答的問題，不回應他時對方還表現出明顯不滿的情緒。當我將這件事情通報處理時，另一位具有解聘權限的女性主管告訴我，她不意外，因為她自己也曾經遇過對方不尊重的行為。整個事件，從被錄用到最終解聘，雖然只過了兩個多星期，但最後我意識到，如果出現問題時沒有及時正式處理，情況會迅速惡化。

也因此，在矽谷多數公司裡，這類事件通常會被非常嚴肅地對待。因為大家都知道，當員工在職場中感到不安全時，不僅會影響個人的工作效率與心理狀態，也會影響整個團隊的合作與公司的營運，甚至傷害企業的聲譽。對我而言，尊重不同文化、不同性別，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價值，而是一個組織能否長期健康運作的基礎。

但回頭看，其實我對「性別與種族」這個議題的意識，並不是從那次職場事件才開始。

真正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在我2013年間在美國念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學校常邀請講者談美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例如同工不同酬。我記得有一次演講，在談各族群女性薪資落差時，提到了白人女性、拉丁裔女性、非裔女性，卻沒有提到亞洲女性。我當場提問。講者回答說：「因為亞洲女性平均只佔少於 10%，所以沒有特別列出。」那一刻，我意識到，數字本身也可能被選擇性地呈現。後來我和一位華人男性朋友談起這件事時，他當時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一些關於 STEM 性別差異的統計與討論中，亞洲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外，這樣的做法未必完整反映現實。他舉例說，自己認識的不少華人或亞洲女性來到美國後，多半進入科技產業擔任工程師，而科技業本身在美國屬於薪資相對較高的產業。如果將亞洲女性排除在統計之外，可能會忽略不同族群在產業分布上的差異。他也因此質疑，某些關於性別薪資差距或職涯發展的討論，是否需要同時把「職業類別」納入分析，例如工程、銷售或行政等不同職務的比例，才能更完整理解數據背後的意義。這段對話讓我意識到：我們在談論統計與不平等時，既可能是數據的一部分，也可能在某些情境中被忽略。

在美國，許多人還是會有刻板印象，認為STEM 就是給男生讀的科系。在校園裡，曾遇過女生聽到我念 STEM 時露出驚訝的表情；在矽谷工作後，也看過華人女性一起討論刷 LeetCode 準備面試時，有同事驚訝地說：「妳們居然在學寫程式？!」那種驚訝未必是惡意，卻提醒我，有些刻板印象仍然悄悄存在。在美國學術圈中也曾聽說，曾有女性教師在升等時，被要求研究經費與論文數量要比男性多三倍。那些不平等，未必總是劇烈的衝突，有時是制度與期待的傾斜。然而，這些經驗也讓我更加確信一件事：制度的不公平需要被討論與改善，但它不應該被用來合理化對他人的不尊重。

幾年前，我也曾遇過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經歷。一位來自臺灣學術界的人在與我互動時出現了明顯不當的言行，並在當時的情況下讓我感到十分不安。在向身邊的美國朋友說明事情經過後，其中有在當地執法機構工作的朋友建議我應該向警方備案，以確保自身安全。在他們的建議下，我最終向當地警方報警並留下紀錄。然而，當事情發生後對方不僅沒有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問題，甚至在後續的溝通中將其解釋為「受到美國文化影響」，並寫信給我父親向他描述他對我所做的事情，彷彿這樣的行為在某種文化脈絡下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當我把整件事情告訴身邊的美國朋友時，他們的反應卻完全不同。有人非常憤怒地說，在美國，這樣的行為會被稱為 sexual misconduct，是需要嚴肅面對的問題，而不是可以用文化差異來解釋的事情。也有美國人反問我：「為什麼他會把這種行為說成是美國文化？」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說法本身反而是一種對文化的誤解。也有美國朋友提醒我，在像美國這樣的多元社會中，人們往往是透過與個人的互動來認識一個國家或文化。如果類似的事情反覆發生，難免會影響外界對某個群體的觀感。這樣的提醒讓我開始意識到，在國際環境中，我們的行為不只代表自己，有時也會在無形中影響他人對我們所來自文化的理解。

回想過去在矽谷工作的經驗，我也曾遇到同事坦言，他是因為與我共事，才第一次真正認識臺灣以及更想認識臺灣。這些經歷讓我更加確信：文化差異確實存在，但它不應被用來合理化對他人的不尊重。在不同文化之間，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誰的文化比較正確，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差異之中仍然維持基本的尊重。

在2019 年時，我很榮幸被寫進《Women in GIS: Mapping Their Stories》，並受邀在 Esri User Conference 擔任 panelist（與談人），分享自己如何面對與克服職涯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性別和種族的歧視。那場座談會的目的，是鼓勵更多女性加入 STEM，也希望讓更多人看見這些不同背景的故事。在會場上，我聽見許多女性分享她們各自的經歷。有人提到，高中時需要哥哥出面與父親溝通，才能繼續念書；有人在爭取薪資時，被告知 “take it or leave it”；也有人坦言，在為自己發聲時，曾經擔心因此失去工作。

在座談會結束後，我們也聊到一個現實——似乎如果不夠勇敢地為自己發聲，公平往往不會自動到來。那並不是一種對立，而是一種清醒。

而這些經歷也讓我更加確信：問題的存在，並不代表對立是唯一的答案。

真正重要的，是在看見差異與不公平時，仍然願意保持清醒與尊重，並在各自的位置上，為更公平的環境做出選擇。

也許我們無法一次改變整個制度，但每一次對話、每一次願意理解彼此的努力，都可能讓職場與社會往更成熟的方向前進。

而尊重，往往就是改變開始的地方。

圖｜作者與 Paulette（左）於 Esri User Conference 合影。兩人皆被收錄於《Women and GIS: Mapping Their Stories》，該書記錄全球 23 位女性的成長與職涯故事，涵蓋太空人、海洋學家、考古學家與諾貝爾獎得主等不同領域。（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不是標籤，而是理解；

不是對立，而是尊重；

不是喧嘩，而是改變。

圖｜作者於 Esri User Conference「Ask Me Anything: Women and GIS」座談會擔任與談人。依序為：Nicole Franklin（King Count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公平與包容事務長）、本文作者、Miriam Olivares（耶魯大學 GIS 館員）、Deirdre Bishop（美國人口普查局地理部門主管），以及 Whitney Kotlewski（Esri 資深使用者體驗架構師、Black Girls M.A.P.P. 創辦人）。（照片來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