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科學家背後的女性與社會限制

成令方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最近剛宣布 2015 年度進入世界電影作曲家（Film Composer of the Year）提名的五位作曲家其中有二位都是為科學家故事電影作曲的。一是為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作曲的 Alexandre Desplat，另一是為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作曲的 Johann Johannsson。這二部電影也是深受國人喜愛，相信也深受科學家喜愛的影片。我喜愛這二部影片的原因，則是影片中呈現的性別關係與性別議題。

《愛的萬物論 Theory of Everything》說的是世界著名身患「漸凍症」的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與妻子 Jane Wilde Hawking 的愛情故事。其實在結婚前 1960 年代，二人都是劍橋大學的學生，霍金當時就讀物理博士學位，而 Jane Wilde 則是文學系學生。電影改編自 Jane 後來寫的回憶錄 Travelling to Infinity: My Life with Stephen。電影中，我印象深刻的是當霍金發病時，Jane 為了讓他脫離自怨自艾之情緒，她放下狠話：「如果你現在不和我去玩場遊戲，我就不再回來看你，永遠」。Jane 與霍金結婚時，沒想到她將要面對擔任長期照護者的重擔，何況在霍金還未成名前，經濟不是那麼寬裕，還要生養三個孩子。霍金得以完成名利雙收的巨作《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其實大半應該歸功於 Jane 長期來全心投注的愛與犧牲，沒有 Jane Wilde，世界上對宇宙和時間的知識，可能還停留在之前的認識。

另一部「模仿遊戲」敘說的故事是關於在二次大戰協助英國政府試圖破解由納粹德國獨創，號稱世上最精密的情報系統「Enigma」密碼機的英國數學家、邏輯學家、密碼分析學家和電算學家艾倫·圖靈 (Alan Turing)。多位歷史學家認為：圖靈將二戰縮短了兩年到四年，等於救了千萬個人的生命。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當年同志身份必須躲藏在櫃子裡，同志行為在法律上有罪。所以戰後，圖靈被發現有同志行為，他寧願選擇接受「化學去勢」來代替入獄，這樣他就可以繼續工作。「化學去勢」是注射雌激素，以降低男性荷爾蒙，抑制性衝動，這是當時處理男同志的作法。經過這部電影的揭露，以及名人的連署運動，2009 年英國首相 Gordon Brown 代表政府正式道歉，認為這是「非常恐怖的對待方式」，2013 年女王才頒佈遲來的「道歉」。

「模仿遊戲」其中出現的解碼女數學家 Joan Clarke 也引起我的注意。Kerry Howard 從性別與科學的角度寫了一本書 Women codebreakers at Bletchley Park。這是關於三位很重要的解碼員 Margaret Rock, Mavis Lever, Joan Clarke 的故事。在 Howard 書中指出二戰期間在 Bletchley Park 解碼的工作人員一共有一萬人，其中 75％為女性；但有高階密碼破解技術的女性較少，其中 Joan Clarke 與 Margaret Rock, Mavis Lever，是少數中出色的女性，也是該書的主角。可見促使二戰提早結束的解碼功臣，有龐大的女性參與。

當圖靈向 Joan Clarke 求婚後的第二天，告知 Joan 他有同性戀的傾向，Joan 卻繼續維持這關係，作者 Howard 認為 Joan Clarke 與圖靈在智識上彼此均等，這對她非常重要，加上當時女性若結婚會有很大的家庭負擔，她對那樣的婚姻沒有太大的嚮往，所以她對有同志傾向的未婚夫沒有特別異議。圖靈在工作時也對她說過：「在學術智識上，我是可以和你談話像與男人一樣，不需要因對女人說話而要降尊紆貴。」

看到圖靈和霍金的年代，天才型的科學家，受困於同志與疾病，我們也看到其背後的女伴的重要貢獻，若不是因這二部影片，我們可能不會認識她們；我們也不會注意到當時社會對同志的壓迫與對女性的限制。從影片中，我們看到要成就一個科學研究的突破，需要多麼複雜的人力與科技的助力，才可以完成，所以科學的研發與社會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十分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