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女人．專業人：
一個現代台灣女性認同的印記與反思

宋玫玫(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助理教授)

這一代台灣女性最大的課題之一，是如何在現代社會與傳統角色之間作取捨。時代的發展賦予了女性得以追求自我的自由，給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機會，至少在學業與工作上的桎梏減少許多。但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卻往往沒有太大的轉變，以致於現代多數台灣的女性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二頭燒，在專業角色與妻職母職之間不斷地來回周旋。成就越高，專業責任越重，對自己的要求越高，對家庭的虧欠感就越深。許多專業女性共有的掙扎是：我們在做自己、做妻子、做母親、做專業人…多重角色之間，究竟應該如何平衡？

做為現代女性與傳統角色的衝突，在我身上其實沒有真正地突顯。我那位受新思潮影響頗深、大概覺得自己需要身體力行男女平等理念的阿公，在我還沒出世之前就已經開宗明義地表達他對查某孫的期待，因此在那個還沒有產前超音波偷窺胎兒性別的時代，全家在我母親懷孕後便一概以台語的「妹妹」指稱她肚子裡的胎兒。最後我如大家所願地出生，家人也將他們對女嬰的歡喜延續到我的名字上，繼續叫我ㄇㄝˊㄇㄝ。

身為家族這一代「長孫」的我，自小就集三千關愛於一身，從來就沒有意識到在社會的其他角落，人生的抉擇可能應該因性別而有異，也因此我在人生中所有的重要決定之關頭時，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女孩子而自覺需要有與男生不同的考量。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高中選組的時候了，當時十分喜愛物理及地理、卻對強調記憶的化學與歷史感到頭痛的我，在無法決定要選擇文組或理組時，最後一刻順從了班上女同學的慫恿、和潛藏的社會期待，很「方便」地選擇了文組。另一個時刻則是在大學聯考填志願之前，父親建議我考慮教育科系，原因是「女孩子當老師，將來比較容易兼顧家庭與孩子」。父親淺淺的一句話，大概就是我對自我與妻/母職概念的模糊初成了。

自我認同當然有大半是來自原生家庭的形塑。我的家庭在成長過程中給了我「異於當時一般台灣女性」的機會，但我相信我的父母親應該也曾經對如何以「現代」的觀點養育女兒，感到過些微的掙扎。他們認為應該給予兒子女兒完全平等的機會，但其實也難掙脫出社會深層套錮在他們身上的無形枷鎖。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求學過程中，父母親會鼓勵我也可以挑戰所謂比較「硬」或傳統上認為「屬於男性」的社團，進入社團後也可以當領導者，不必因為自己的性別而有所設限；當我在那個仍舊戒嚴中的台灣社會，帶著大學社團同學與保守的校方衝撞對抗的時候，父母親從來不會告訴我女孩子應該要乖巧柔順地隱藏起來，反而全力支持我該做的事就要去做。但是當我的「女兒職」開始蛻變，加上妻職或母職時，20多年來曾經以實際行動替我捍衛過平等權利的父母，又很不自覺地走進社會已經畫好的框限之內。我猜想我那位才華洋溢又事業有成的母親，對於妻/母職的想像其實也曾是頗為傳統的，認為女兒結婚後就可能無法兼顧學業，或者同樣必須蠟燭二頭燒地兼顧學業與妻職，所以當年很捨不得我決定早早走入婚姻，似乎並沒有想到過我們這一代的婚姻模式是可以與上一代有所不同的。

事實上，妻職的角色在我身上終究並沒有太多的掙扎。二個台灣留學生遠離各自的原生家庭，在美國築巢，給了夫妻倆獨立形成屬於「我們」心目中夫妻關係樣貌的機會。「平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無須討論，也不用談判。老公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經獨身留學了數年，對於處理自己的家事駕輕就熟，比起當時初離母親呵護羽翼的我，各種手藝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手拙的我也就很自然地當起二廚、二工（亦即幫忙洗衣打掃的第二號工人），延續了二個留學生學業上各自追求的志向、生活上相互照顧的模式，沒有什麼男外女內，也沒有什麼性別刻板。現在回頭看，這樣的分工文化在90年代紐約市的台灣留學生圈中頗為自然，身邊的留學生夫妻們幾乎都是以此種方式相處，身在紐約附近的美國朋友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在這個時期中對我認知自我女性角色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施寄青的「走過婚姻」一書。書中她以自己的切身例子對婚姻制度提出的批判，對當時剛結婚沒多久、即將天真地把傳統婚姻模式往自己身上套的我，簡直是當頭棒喝，不但展開了我反省婚姻制度對於女性之剝削與桎梏的旅程，也促使了我和先生經常溝通、討論我們倆想要之婚姻樣貌的模式。

母職的角色開啟了我另一個得以反思自我的機會。婚後五年、博士論文將近完成的期間懷了老大，原本和其他留學生一樣，單純地認為把孩子生下來後，再邊帶小孩邊盡快寫論文，趕快熬過去就好。沒想到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在此時給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忠告之一：「為什麼不休學一年專心帶小孩？」他問，「學校給妳這個權利，妳可以把握；而有媽媽全心全意地陪伴長大，會是妳可以給孩子一輩子最好的禮物了。」就這樣，幾句話讓我得以用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母職對我「學生職」的「干擾」。我最後停學了三年，完全出乎自己人生規畫之外地開始當起全職媽媽。

那段經歷讓我對於何謂「人生的成就」有了非常深層的省思。白天我陪小孩，老公上班；晚上換他陪小孩，我可以閱讀休息，做自己。日子從容的餘裕讓我們得以從小孩的眼光看待家庭的意義，得以享受當父母親的樂趣，得以理解養育下一代最有意義的地方在哪裡。可能由於童年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關照，我老大一直很有安全感，以致於後來他雖然必須在同一段時間經歷多重重大的挑戰——搬離熟悉的朋友/家園/國度、學習全新的語言與文化、還得和同時到來的雙胞胎弟弟妹妹分享父母親的愛——他仍舊能以超齡的樂觀與沉穩面對周遭的轉變。也讓我始終認為，當年的決定的確是我們可以送給他最好的禮物。

透過老大的同學與玩伴，我認識了許多原本事業有成的專業女性，她們為了能夠在家陪伴小孩，選擇讓專業上暫時休息或者半休息：有紐約愛樂的首席樂手選擇暫停私人音樂教學、僅保留樂團的練習；有曾是跨國公司的駐拉丁美洲的經理，選擇改幫非營利組織寫企劃、以爭取在家陪小孩的時間；有心理諮商師、律師選擇一週只工作二個半天以保持與專業的連結、將大部分的時間留給孩子。當然當時做此種工作上調整的都是母親，還沒有看到父親辭職帶小孩，但是這些專業女性的先生們也都實際參與育兒的責任，換尿布、幫小孩洗澡餵食、陪小孩玩耍…，無一不包。父職的意義在這些看似瑣碎的活動中得以體現，父親們得以透過自我/父職/專業職之間的轉換機會，而以更柔軟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母親們也因為能有喘息，而較容易得到自我/母職/專業職之間的平衡。

我一直在思考，台灣的社會如果想要達到真實的男女平等，能不能先提供更有彈性的管道與文化，讓女性與男性都有機會在學業或事業上得以暫時歇息，處理人生中更重要的事情（例如養兒育女），之後再回到職場繼續衝刺？文化上的支持是個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在家帶老大的期間，每當有美國朋友問起我的近況、或者和新認識的朋友聊起我其實是個將學業暫擱一旁的博士生媽媽時，美國人的反應都極為正面，高度肯定高學歷父母願意暫停學業事業親帶小孩的決定；然而每次與台灣親戚朋友聊到相同話題時，他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每個人都不斷勸我要盡快回去完成學業，先把投資多年的博士學位拿到手，別再浪費時間。倘若我們的社會不斷將育兒的工作視為浪費時間，倘若我們不斷將「成就」狹窄地定義在事業階梯之上，男性就永遠不會願意接手顧家育兒的工作，女性就無可避免地只能在專業人與妻/母職之間不斷掙扎，忙亂地平衡二者，最後犧牲的可能就是自己做「人」的時間與機會。

下一代的年輕人是聰明的，當他們看不到「做人．做男/女人．做專業人」的平衡點時，他們通常選擇先做「人」、做自己，再運用專業人的角色來養活自己，成就自己，最後寧可放棄從事父/母職的機會。當我們整個社會只有拼命高喊少子化將帶給台灣的危機，卻沒有具體的制度和文化，來誘使年輕人在傳宗接代之外找到生育兒女的意義，讓育齡男女可以真實享受到為人父母的樂趣，我們是無法說服新一代、意欲追求自我的女性繼續生養兒女的。只有當我們的社會能把養兒育女視為人生中真正核心的重要歷程，把父/母職視為對社會有實質貢獻的任務，並在職場與家庭皆給予實際上的支持時，才會看到更多能夠依著人生不同階段之需求轉換自己「人．女人．專業人」角色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