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 要 的 幸 福 是 甚 麼? - 寫在追求性別平等之外
妳 要 的 幸 福 是 甚 麼?
- 寫在追求性別平等之外
吳昭燕 (義守大學化工系教授)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社會環境的日漸開放,有更多的女性得以進入職場。我們在工作中成長,從工作中獲得自信,也展現經濟獨立的能力,但我們雖然因而得以脫離上一代婦女缺乏安全感的恐懼,卻仍發現常常在愛情、婚姻、跟工作中精疲力盡。我們大多想家庭與事業兼顧,卻總是發現魚與熊掌只能擇一,有時甚至難免懷疑「高成就」是不是對女性的一種懲罰?
事業和家庭如何平衡?女性該如何調適?一直是女性社群熱門討論的話題。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只要能落實性別平等,問題可能可以紓解一大半了。
這兩天,挪威的研究發現,平均分攤家事的夫婦,離婚率較妻子扛起泰半家事的夫婦高出近50%,調查數據顯示「丈夫做的家事越多,夫妻離婚率就越高」,研究團隊認為這個令人驚訝的結果導因於「現代夫婦」的價值觀。但,另一項涵蓋英國等七個國家的研究卻發現:丈夫若分攤較多的家庭責任,會增加較高的幸福感,且更容易在工作跟家庭生活間取得平衡。這是兩個有趣的研究,好像暗示著女性是較不易感受幸福的?或其對幸福水準的要求是較高的?
也就在幾天前,我們的台灣女科技人社群,分享了由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前副祕書長楊靜怡所介紹 Sheryl Sandberg 與 Anne-Marie Slaughter 兩人的演講與文章內容,這兩位都是在職場上有非常傑出表現的女性,但當他們面對相同議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反應存在相當的的差異。Sandberg 給職場女性的建議是:(1) 積極參與職場(Sit at the table); (2) 讓伴侶分擔家務(Make your partner a real partner); (3)直到決定生小孩,不要考慮離開職場(Don’t leave before you leave)。反之,Slaughter 在事業前景看好時,為了教養兩個兒子而辭官,她給的建議也與Sandberg 迥異:(1) 改變職場對露面時間(face time)的要求; (2) 重新理解家務的價值; (3) 重新定義成功的事業的時間點; (4) 重新定義快樂。楊副秘書長認為背景、成長經驗、當下情況可能都是影響他們反應不同的原因。
從上面幾個研究或文章內容,您的觀察是甚麼?
生命是一種選擇的過程。如果說,「追求幸福(快樂)」是我們一生努力的終極目標,則所有的選擇都應以此為依歸。只是,人生沒有標準答案,幸福也沒有一致的定義(但我認為世俗所謂的成功,不等同於幸福)。就如同有人好酸,有人嗜甜,也有人鍾愛白開水的平淡;有人具短跑爆發力、有人適合馬拉松,每個人的幸福圖譜應該有所不同。隨著天賦、價值觀、外在資源(支援)而異。比較麻煩的是,我們在生活中,可以自在的選擇開水、檸檬汁,但在生命的旅途上,卻常常依附在世俗的價值或期望裡。我們努力配合外在期望的時間太多,了解自己的時間太少;生活的布局太多,生命的著力太少;結了婚,發現婚姻生活不如預期;想要孩子,又深怕犧牲太多;明明有更喜歡的事要做,卻因現有的穩定,而放棄夢想的追求;工作登頂,然後覺得得到的幸福感不如想像,或者,因為沒有所謂的不可取代而悵然若失;總是對幸福投以過高的標準,對周邊的人存在不切實際的期望;總是在工作與家庭的天平上擺盪,以致心理的、生理的壓力超過可承受的極限…
傳統東方世界賦予女性的責任重大,傳統女性終其一生都在這個責任的框架中鞠躬盡瘁,而在這樣的傳統中成長的我們,即使嚐試改變,仍然可能存在有形或無形的制約。在這個在生命幅度變寬,卻只能算轉型一半的世界裡,如果無法跳脫制約或適當取捨,人生可能加倍辛苦。心理的,或生理的。有一個理論是這麼說的:如果把「應做的」、「能做的」、「想做的」各畫成一個圓,三個圓的交集即為快樂的領域,會讓我們感到幸福快樂的事,存在這個領域內。世俗的期盼是「應做的」,能力的範疇是「能做的」,心中的期望是「想做的」,要最大化交集,最大化快樂,最容易自行掌控應該是最後一個。不是嗎?
同樣一件事,每個人的感受差異可能很大,就如分攤家務,有人覺得是幸福,也有人覺得是負擔。感受是主觀的,真正掌控的人是自己,是價值觀。試著重新檢視或調整價值觀,可能會讓我們有不同的幸福體會。調整價值觀不是降低標準,而是從不同的角度或範圍去檢視或感受。前面Sandberg 的建議中,除了第一點是對企業的建議,其他建議都是偏向價值觀檢視與調整這個區塊的。這當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不是件不可能的事。
一個人的幸不幸福,真的與其對幸福的定義有很大的關連。親愛的女科技人,妳是怎麼定義「幸福」的呢?







